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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到蒋介石:他们用长征改变中国

从毛泽东到蒋介石:他们用长征改变中国
从毛泽东到蒋介石:他们用长征改变中国

71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江西瑞安出发,开始了后来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69年前,在纵横十几个省、历经了无数场战役之后,红军终于突破重重包围,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从此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今天,站在公元2005年4月的时间节点,我们把目光投向70年前。1935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还在长征的路上,而整个国家也正陷入前途危机四伏、国运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继发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悍然发动“华北事变”,其妄图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人们纷纷呼吁当局积极抗战。而面对日本新的侵略活动,信奉“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却以《何梅协定》继续妥协退让,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上。

此时,在中国的西南方,长征途中的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除了总结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外,会议还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经受住了生存极限的考验,为一年后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935年1月至6月,被公认为长征的转折时期,从初期的被动和挨打,到后来的主动和胜利。同样是在那一年,外侮入侵,大敌当前,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数以千计的学生高呼“一致对外”的口号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在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转折,成为1935年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1935年上半年不仅是长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日本变本加厉的侵略以及随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使不同派别在抗日战争的大局前走向团结成为可能,因此也才有了后来的国共合作。

沧海桑田,70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迈进了21世纪的门槛。无论是长征的亲历者,还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亦都或消逝在滚滚红尘,或步入耄耋之年埋名乡间。

在经过长期的疏离之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又一次开启了和平和解的交流之门,而人民军队当年以艰苦卓绝铸就的长征精神,也被赋予了更为宽泛的内涵。从革命后代对长征精神的追寻缅怀,到外国友人万里寻觅长征之源,从民间各种纪念活动的铺天盖地,到红色旅游开发热潮的悄然兴起,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仍在以它特有的魅力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我们在70年后回望过去,回望1935,那些在岁月的流转中已经有些模糊的面孔,重又活跃在属于他们的历史瞬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李德和蒋介石、薛岳、冯·塞克特、王家烈……他们亲历了大转折的全过程,他们是对手,同时也正是他们共同书写了那一段中国的历史。

毛泽东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毛泽东走在遵义的街道上,心情和长征初期已经不同,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他又有了做诗的兴致。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通告,他在红军队伍里的地位却在无形中上升。红军在遵义驻扎时,他同王稼祥以及张闻天住在一起,住的是城里最好的房子之一。他们三人被暗地里称作“担架三人组”,在长征开始后的3个月中,毛泽东已经成功地说服了王张二人,他们一起推动了遵义会议中的检讨与反省。这并非易事,因为张闻天若支持毛泽东的论调,就等于否定了他过去两年所作的决定,但他还是在遵义会议上发布了《毛张王提纲》,毛泽东的观点受到了绝大部分与会者的赞同。在被排挤了3年之后,他再次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红军中的分歧并未就此消除,毛泽东也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如后来所表现的那样,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仍然怀疑他的军事素养,其他人难保也有这样的猜疑。此外,困顿的红军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前进的方向在哪里。

当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许多将领都是在出发前才知道这一决定,这个充满了普鲁士军事色彩的决议,深深地伤害了红军,没有人告诉战士,他们究竟要去哪里,去多久,去做什么,这使红军的士气低落。后来这种方法被批评为“军事神秘主义”。在渡过湘江后,随着毛泽东的理论渐渐占据了上风,红军的士气也开始高涨,正如刘伯承所说:“好像拨开重雾,看见阳光。”

随着毛泽东重新掌握了权力,红军的宣传和政治工作再次被重视,这些充满了毛泽东个人风格的工作方法,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成为红军的精神食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35年2月16日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样写道:“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如同毛泽东的其他论著一样,这些通告总是使用最通俗的汉字表达其思想,以便即使是文盲在听过一遍后也能理解。这些宣传,为毛泽东以后几个月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指挥提供了思想保证。

在长征中,那些重要的决定都不注重形式,遵义会议中,所有的人没有排座位,先到的人就找把舒服的椅子坐下来,这同长征前在中央苏区的局面有了本质的区别。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并没有被赋予军事指挥权,红军的军事指挥者是朱德和周恩来,后者是最后决定者。在一渡赤水后,红军在2月初到达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中共中央的人事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毛泽东正式被中共中央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一对稳定的搭档,并合作了达40年之久,只是位置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毛泽东尚无晚年的百般忌讳,他常常拿刘英和张闻天开玩笑,他们那个时候处在并不确定的恋爱关系中。毛泽东把张闻天称为“明君”,把博古称为“昏君”。

获得指挥权后,毛泽东指挥部队灵活作战,先欲渡过赤水河,进而北渡长江,但在发现蒋介石已经调遣了10多万兵力于川南和黔西后,遂决定二渡赤水,5天之内回师黔北,在娄山关获得胜利后,二占遵义,又于乌江边痛击吴奇伟。这一仗是毛泽东掌握中央红军指挥权来的第一场胜仗,意气风发的他于战后即席赋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既写出了他人生的柳暗花明,也暗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浴火重生。

在长征中,毛泽东所写诗词甚多,不仅意境皆佳,更难得的是暗合历史事件和革命形势。在长征初期时,他处于“靠边站”的位置,但他没有产生对抗或者消极的情绪,在听闻广东军阀陈济棠答应借道后,他高兴地写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70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正以毛泽东为中心进行着一场斗争。与历史上其他斗争不一样的是,被批评的一方和批评的一方在第二天仍然团结在一起继续上路。

蒋介石未竟全功

蒋介石在山城贵阳又一次被毛泽东愚弄了。他于一周前由重庆飞抵贵阳,把“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晾到一边,自己亲自指挥起部队来,过去几个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

从1934年底开始,蒋介石就撇开其他事务,专心图谋西南。他先后抵达重庆、贵阳、昆明、西昌等地,一边“剿共”,一边加强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控制权,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一继续不断地努力”。

但1935年3月30日,红军突然渡过乌江,到达贵阳东北部。4月2日,红军切断了通往机场的道路,并做出要进攻贵阳城之势。而此时守城的兵力仅有几百人,如果红军攻城,大概在几个小时内就能结束战斗。

蒋介石一边准备出逃,一边命令滇军火速增援。当滇军司令孙渡4天后带领3个旅率先赶到时,蒋介石显然很高兴,对其特地以猪肉白银犒劳,虽然此时贵阳城困已自行解除——红军早已奔金沙江而去,滇军的调离为他们让开了路。蒋介石此次受困,可谓自摆乌龙,因为要算计贵州军阀王家烈,他特地把黔军调去拦截红军,致使贵阳空虚。

但蒋介石并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他在西南的行程安排非常密集:4月,在贵阳策动黔军“闹饷”,把王家烈赶下台;6月,在昆明住了两个星期,期间与龙云秘密谈判,以供应军饷军火并把贵州军政交由龙云主持为条件,换得龙云对其的支持;7月,在成都“杀鸡骇猴”削弱了刘文辉的势力。自此后,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掌控能力大大加强。

“蒋介石的一生,总是难以超脱权术斗争,他认为只有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才是可靠的。北伐成功之后,他急于与桂系开战,抗战胜利后,又立即调开滇军,用武力解决云南的龙云,他的名望都毁在他自己发动的权术斗争上。”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

不过,蒋介石对于西南,也确有其他的战术考虑。早在1932年,他就设想过若与日本作战,可在四川设立临时国都,打持久战。1935年8月,在对峨眉山第一期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蒋介石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由此可见他对西南的重视。

华北事变后,中国与日本决一死战已经在所难免,中国民众危机感日重,蒋介石此时却忙于内战和“削藩”。随着民族情绪的高涨,国民党内亲日派领导人,如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失威信,蒋介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此时他虽名为一国元首,实际上真正一手掌控的地盘,却不过是长江沿岸的几个省而已。

“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制定了这个以个人利益为主导的方针,意在继续扩大势力。在他看来,抗战爆发得太早了,因为他尚未布置妥当。但他似乎并未料想过,这种对日本的不停妥协将会削弱自己作为领袖的影响力。1936年长征结束后,周恩来评价蒋介石说:“在他粉碎了19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就变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在蒋介石的督战下,西南各军阀打起精神,奋力追剿红军,但暗地里却追而不打,以留下本钱与蒋介石周旋。如此“配合”之下,红军始终能在十倍兵力的对手面前找到缝隙,于重围之中先后穿越贵州、云南、四川,最终抵达陕甘苏区。

1935年9月,在结束了三期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培训工作后,蒋介石下山时心情郁闷,他在日记中写道:“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的老对手李敖,在狱中翻阅到这一页时,辛辣地批评说:“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若问孰令至之,岂非蒋介石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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