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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秋收起义的灵魂

毛泽东——秋收起义的灵魂
毛泽东——秋收起义的灵魂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在连受挫折的情况下,却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功不可没。他是秋收起义的灵魂,引领着秋收起义渡过重重难关,走上了一条代表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正确道路。

亮旗――在起义的筹划和准备阶段,毛泽东主张要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蒋介石于4月18日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军总司令公开与共产党、与工农民众分道扬镳。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公开背叛革命。

曾经携手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至此完全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国共两党的分手,如果只是政见之间的分歧,倒也不足为怪。可国民党反动派自恃掌握着军队,使分手充满了血腥。短短几个月时间,到处是白色恐怖,到处是反攻倒算,无数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惨死在屠刀之下,这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和工农运动的卓越领袖汪寿华、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陈延年、赵世炎、田波扬……

共产党员为此激愤,工农群众为此悲伤。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为了党自身的生存,也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又在湖北汉口召开了史称“八七会议”的中央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党提出了斗争任务及斗争策略,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举行暴动,武装反抗。

为此,中央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八七会议”后,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回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8月12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他一头扎到长沙县清泰乡进行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并草拟《土地纲要》,为开展土地革命做准备。在调查过程中,他了解到一个新情况:在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之后,人民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于是,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这是一个新的认识,一个关系到秋收起义将举什么旗的认识。

此前的八一南昌起义,虽然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打的却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

“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起义的方针,仍然规定要打“左派国民党旗帜”,中央甚至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都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

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之后却认为要果断地放弃国民党的旗子。

8月18日,新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主持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开会,制定秋收暴动的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有关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就起义的几个主要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其中一个起义举什么旗的问题,他就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毛泽东提出这一主张,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但他的这一主张却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反映了革命发展的趋势。在起义中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使秋收起义的性质清晰、明朗,也使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彻底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的主张一开始并没有为中央所接受,但他和湖南省委仍然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曾回忆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按照这一纲领,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并确定毛泽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直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的工人补习学校召开军事会议,组织了起义的指挥机关;组建了起义的基本队伍;明确了兵分三路,进击长沙,最后会攻长沙的行动方案。

与此前的国民革命军相区别,参加起义的三部分武装力量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打出了印着镰刀斧头图案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的红旗。身着灰色军装的官兵,个个扎上了红领带。他们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这是新的队伍,新的斗争,为此,毛泽东兴奋不已,当起义爆发之后,他不由得填词抒怀: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转兵――在起义连连受挫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决策,实行退却和转兵

中共湖南省委对发动秋收暴动充满信心,寄予厚望。

暴动的目标很明确:“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为此,首先要夺取省会长沙。

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各地党组织及暴动队伍发布了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要求“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但起义却未能完全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预定设想发展。

战斗力最强的一团因临时收编的邱国轩部阵前倒戈而严重受挫,连平江长寿街这样一个小镇都未能攻下;三团一鼓作气拿下了浏阳的白沙镇和东门市,却在强敌的反扑下损失惨重;二团先后趁虚攻占了醴陵、浏阳两座县城,却在浏阳县城内被反攻的敌军冲得七零八落。在这种情形之下,还能继续进攻,还能攻打长沙吗?

显然,继续进攻必然会陷起义于彻底失败,尚存的这点革命力量也将损失殆尽!随三团行动的毛泽东当机立断,下达了停止进攻长沙,到浏阳县文家市会合的命令。

于是,原计划攻入长沙城会师的3个团,不得不在文家市这样一个偏远的小镇会师。

这不能说是胜利的会师。没有兴奋,没有欢呼,只有暂时松一口气的感觉。

此时,集中到文家市的队伍只有1500人,与10天前起义时的5000人相比,是大大的减少了。然而,在失利之后保存和集中起来的这一批有生力量,却是非常宝贵的,它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对中国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在若干年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的。

当晚,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决定这支队伍命运的前敌委员会会议。

会议在学校后栋的一间教室内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几位前委成员之外,还有一团代理团长陈浩、三团团部总支书记彭商人等师团主要负责人,何长工、杨立三等作为工作人员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大家就围绕起义10天来的战斗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在讨论下一步“全军进军的方向”这一中心议题时,则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起义的旗帜既已竖起,战斗又已经打到了这种状况,下一步部队往哪里去?如何行动?确实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继续执行夺取长沙的命令,去攻打大城市?还是后退,转战湘南?都需要立即作出抉择。因为,说不定明天或者后天,围追的敌军就会赶来。

何长工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在农村中发动农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发展革命力量。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罗霄山脉北段靠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洵铁路,南段敌人调动也比较方便,都不好。中段,是两省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其实力,我们有回旋余地。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个别人如余洒度坚持错误主张”。

最后,总指挥卢德铭提议举手表决,并率先举手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萍乡撤退再向湘南转移的主张。于是,在多数人的赞同下,通过了“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的前敌委员会决议。

清晨,嘹亮的军号声将1500多名工农革命军官兵召集到了里仁学校操场。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指战员们说:我们这次暴动,是向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是要继续我们的工农革命!我们拿起了武器,公开亮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眼下,我们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到了一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我们的力量现在还很弱,大城市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毛泽东的一席话,给官兵们以鼓舞,增添了大家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随后,部队离开文家市,按照前敌委员会的决议,朝萍乡方向实施退却。

随队而行的毛泽东,心情并未因前委会采纳了他的提议、部队正实施退却而感觉轻松。他深知停止进攻长沙、率队退却,并不符合中央的精神和省委的指示。余洒度是军事指挥员,应该清楚以千人之弱旅去攻打大城市,无异以卵击石,而他之所以在前委会议上一味坚持要继续进攻,并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就是因为这符合中央和湖南省委对秋收起义的要求,也迎合了部分同志急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复仇、尽快夺取革命胜利的心态。

毛泽东记起了“八七会议”后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的一段话:“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远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

显然,现在停止进攻长沙,退往萍乡,是改变了暴动的计划。但这是不是说自己动摇、犹豫呢?到底是继续进攻会陷暴动于败亡,还是及时退却会陷暴动于败亡?毛泽东努力清理着自己的思绪,他坚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放弃攻打长沙,退往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是保持革命力量唯一可行的途径。

文家市会师后的转兵成了秋收起义的一个重大转折。会师之前,部队的行动基本上是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执行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路线;会师之后,在毛泽东的决策下,部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

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上山――从文家市到井冈山,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

在上坪决定停止进攻时,作出的决定是“先退萍乡再说”;在文家市,又作出了“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的前敌委员会决议。因此,部队在离开了文家市以后,即往江西省萍乡方向撤退。

这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也是一次艰辛的探索。

部队越往南走,山路越崎岖。连日来不停地征战和行军,使得部队已是疲惫不堪,行军越来越艰难。尤其是思想上的混乱和士气的低落,使得起义队伍中涌动着危机。

危机来自两个方面,有形的和无形的。

连日的行军和与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使部队大量减员,既有在战斗中牺牲和打散的,也有因失望而逃跑、开小差的,加之与日俱增的疟疾、痢疾病号,使得部队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少。眼见着人员日见减少,还一个劲地往山里撤,于是,悲观主义情绪笼罩着部队。一些当官的牢骚满腹;而当兵的开小差则成了公开的事,有的人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弄得人心惶惶;而一些人认为“回家干点什么也比在这里强”,不辞而别,一走了之。

更为严重的是,部队还沿袭着旧军队维系官兵关系的许多做法和传统,长官意志、军阀作风随处可见,随意打骂士兵、侮辱士兵的现象不时发生。一些旧军官出身的人,仍然是那种当官拿薪水的雇佣思想,当战斗失利和条件艰苦时,就流露出悲观动摇的情绪。还有的人,不顾当时处境困窘,仍然保持着一副旧军官的派头:皮靴、皮包、皮绑腿、皮腰带、皮马鞭,被士兵们戏称为“五皮主义”。这些,就像在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严重地影响了官兵团结,使军官在士兵面前缺乏威信,指挥乏力。而特别令人担心的是,许多军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毛泽东想,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要不然,这支队伍不用敌人来打,自己就会把自己拖垮!29日,部队到了永新县三湾村。

当晚,在三湾村的泰和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会议的议题非常明确: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这是毛泽东在对部队现状的深入了解后,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

会议一直开到后半夜才结束,毛泽东的提议最终为与会的大多数人所赞同,从而作出了对巩固这支部队,乃至对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项决定:

将现有一个师编制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单位要成立士兵委员会;

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队,连以上单位设党代表,以确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经过整顿,让那些不愿意继续走下去的人员离开,大约剩下700人左右,虽然人数较前有所减少,但犹如大浪淘沙,剩下的基本上是骨干,是精英。这700多人改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虽然编制缩小,但队伍充实了,改编前那种官多兵少、架子大人员少的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变。毛泽东又一次在关键时刻稳定和巩固了秋收起义的队伍,同时,也是他改造旧式军队的一次大胆而又成功的尝试,它的作用和影响,在以后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历程中将逐渐显现出来。

三湾改编,使军心暂时稳定下来。但是,从军事角度上讲,部队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既得不到兵员、粮草的支援,也不能安置伤病员,是无法长期坚持下去的。

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考虑得更深,更远。在他的心中,早已在罗霄山脉中段选定了一块地方――井冈山。

那还是在秋收起义前的安源军事会议上,毛泽东从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的汇报中,了解到在罗霄山脉中段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有两支“落草”的农民武装,与我们党有联系,并知道了这两支武装的头目名叫袁文才、王佐。

当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后,攻占了莲花县城时,毛泽东又从宋任穷带来的江西省委领导的口信中,了解到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枝枪。这自然也是指袁文才和王佐。

袁文才,1898年出生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一个客籍农民家庭。出于对土豪劣绅的刻骨仇恨,他上山当了绿林好汉,在大革命运动中,他的武装改编为农民自卫军,他本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以后,袁文才又率部撤到了井冈山的茅坪,依托高山密林,与敌人周旋。

王佐,江西省遂川县下七村人,也是1898年出生。成年后加入了一位被称之为朱聋子的井冈绿林头目的队伍,1924年又自立门户,拉起了一支“打富不打贫”的队伍,影响逐渐扩大。

袁文才和王佐,一个在井冈山麓,一个在井冈山上。虽然各自守着一块地盘,但他俩是同庚,又志趣相投,遂义结金兰、拜为“老庚”(即同年兄弟),共同雄踞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丛山莽林之中。

毛泽东就是要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与“落草”的袁文才、王佐结交朋友,为工农革命军找一个落脚之地。

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并非他的一时冲动。

也许,选择井冈山有一定的偶然因素,这与他领导的秋收起义正巧发生在湘赣边界有关联。可在不得已时就“上山”坚持斗争,去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他却是早已有之。

1927年6月的一天,住在武汉,正在党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召集因“马日事变”而被迫出走的湖南同志开会,分析湖南的局势,研究在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坚持革命斗争的问题。他号召湖南来的同志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在共产党内最早提出“上山”这一概念。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农民部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明确提出:当农民武装在“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或“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等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由于毛泽东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农民部的工作,这个关于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中提出的“上山”策略,自然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观念。

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的原始版:“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虽说夺取政权需要枪杆子是明确了,但如何去行动,却各有主张。

南昌起义的部队取得夺取南昌的胜利之后,举师南征,意欲到广东重建北伐基地。

中共湖南省委主张在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不过,这支军队应尾随南昌起义的部队前往广东。

毛泽东却对拉武装“上山”有所考虑。

就在“八七会议”的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湖南问题,决定改组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在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

“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致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起义失败之后的退路――上山。

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在“八七会议”时,他就以“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为由而自辞担任政治局委员的提议。他还对做土匪工作如是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指孙中山――引者注)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有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

由于毛泽东对“土匪问题”有他的独特见解,他不仅不惧怕和不鄙视所谓“土匪”,还有意要结交绿林朋友,甚至充满信心地认为:“只有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

正是毛泽东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识,使得他在率队沿湘赣边界南下的行军中,主动与袁文才、王佐联系。并在部队到达宁冈古城的10月3日,召开了一次扩大的前委会,重点讨论和研究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等重大问题,统一对王佐、袁文才等当地绿林武装的认识。

毛泽东早已有之的“上山”思想,此时已逐渐明朗和具体,他的目标已经明确,那就是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但要使自己的认识变为各级指挥员的认识,并通过他们变为全军的认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果然,有人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其中就有仍挂着师长头衔的余洒度。他振振有辞地说:“武装暴动,进攻长沙,是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现在我们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攻,而是一味地退却。而且越退越离谱了,要退到山里边安营扎寨,去做什么‘山大王’。难道呆在这山沟沟里,就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余洒度的话,的确说出了一些人心中的疑惑: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就是通过城市暴动而成功的吗?我们到山沟沟里去,岂不是与列宁的做法相违背?这么做,真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能夺取政权吗?

对余洒度的指责,毛泽东并不怎么在意,但是,为了消除一些同志对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所心存的疑虑,必须耐心地讲述道理: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处在革命低潮时期,敌强我弱。所谓敌强,是说敌人占据统治地位,控制着大中城市,他们在城市中强。但中国很大,在反动派势力顾及不到的地方,在边远的农村,他们的力量就弱。我们避开强敌,在敌人力量弱小的农村去,就能求生存、求发展,最后打败强敌,夺取胜利。”

“《水浒传》有108位好汉,依托着水泊梁山,竟令官军无可奈何。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就从未能将‘山大王’剿灭干净过。那么,为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发展,就是当当红色的‘山大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罗霄山脉中段山势雄伟,可进可退,易于藏兵,有回旋余地,一方面,它远离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是反动势力统治薄弱的地方,便于我们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能影响湘、赣两省,甚至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最后,除少数人之外,终于统一了意见,作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抉择。

这是一次明智的选择。许多年之后,当共产党已经夺取并掌握了全国的政权,一些当年曾处于这个十字路口的当事人,对毛泽东的这一决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何长工如是说:“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解决了军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的一些重大问题。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点燃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刘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