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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对待自己两个同胞弟弟的遗孤?

毛泽东如何对待自己两个同胞弟弟的遗孤?
毛泽东如何对待自己两个同胞弟弟的遗孤?

文章摘自《革命与爱》 作者:耘山 周燕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毛远志等父亲一等八年杳无音信;带男友见伯伯,却意外得知父亲噩耗

1938年春节刚过,毛泽民的女儿、16岁的小远志和表姐章淼洪等人在武汉“八办”的安排下起程了。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3月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远志路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林伯渠伯伯把毛泽民送给他的那张照片交给远志。为了不让小姑娘扫兴,林伯伯没有告诉她的父亲毛泽民已经去新疆的消息。在去延安的一路,远志不时把父亲的照片拿出来,看了又看,她多么想立刻就见到日思夜想的父亲啊!

在远志的记忆中,对父亲唯一的印象是在她5岁那年:父亲穿着一身白色的土布短衫,挑着担子,悄悄地回到韶山冲,他在家里只住了三天,就匆匆离开了。那时,远志已经记事。她记得,父亲身材魁梧,很慈祥,但对父亲的容貌,她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远志后来才知道,父亲这次回韶山,是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筹措起义军饷。

就在远志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伯伯毛泽东派人接她和表姐章淼洪到凤凰山做客,请她们吃晚饭。整整一天,远志就像走进梦里,周围的一切深深地吸引着她。当身材伟岸面目慈祥的伯伯出现在眼前时,远志又兴奋,又怯生。她那双水灵灵大眼睛一直出奇地望着这位人民领袖。每当伯伯关爱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她又不好意思地抿住嘴,低下头。

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吃着远志的母亲王淑兰捎来的湖南特产云片糕,连声说:“好吃!好吃!这么多年都没有吃到家乡的东西了!”他又关心地询问起远志一路来延安的情况。

远志一一作了回答。但她心里纳闷:“怎么见不到爸爸呢?”

伯伯看出了远志的心思,告诉她:“你爸爸去很远很远的新疆工作了,离开延安已经快3个月了。既然你已经来到延安,就不怕见不到你的爸爸。”

兴冲冲地来到延安,却没能见到父亲,小远志的双眼盈满了伤心的泪水。

为了安慰远志,伯伯又同她聊起许多家乡的事情。在谈到她的母亲王淑兰时,伯伯称赞道:“我家这个四嫂啊,很会说话,死人也能被她说活了!”

说罢,伯伯和远志都笑了。

看到伯伯这样和蔼可亲,远志渐渐无拘无束起来。在来延安的路上,她听到大人们讲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事儿。她便向伯伯提出请求:“我想参加八路军,要不然就让我去抗大学习。”

伯伯笑了:“我这个侄女志气不小啊!”

毛泽东顺手拿出一张纸,工工整整地写了五个常见字,让远志念给他听。远志茫然,斗大的字,竟然一个都不认识。

伯伯耐心地开导她说:“你现在年龄还小,应该首先学习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再到抗大学习。我们抗日根据地有许多工作,都等着你们这些有志气的年轻人呢!”

伯伯随即提笔给总参谋长滕代远写信,请他送远志到延安鲁迅小学(即延安保小的前身)去读书。

天色已晚,在告别伯伯之前,远志还有心事。她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心爱的照片,放在伯伯手心里。原来,远志在西安停留期间,曾在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照相。她请伯伯设法将照片转给她的父亲,也好向牵挂她的父亲报个平安。

在到达延安的第三天,远志便上学了。饱尝过苦难的远志,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远志就补习完小学5年级课程。因为工作需要,她被调到军委二局做机要工作。

那时,远志很年轻,有股争强好胜的劲头。再说,伯伯是人民领袖,作为他的亲侄女一定要为他争光才行。远志知道自己读的书少,文化程度低,就更加拼命地工作和学习,有时一连两三个晚上不睡觉,时间久了,就落下头痛的病根。

1941年冬天,远志去和平医院看病,顺路到杨家岭去看望伯伯。她还要向伯伯报喜,她已经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你入党了?什么时候入的?”伯伯半信半疑地问。

“1938年10月,我就是预备党员了。只是因为不满18岁,组织上硬要我做了两年半的预备党员。”

“哎哟,你好辛苦哟!”伯伯幽默地说。

“辛苦倒不是,就是有些着急。我想不成为正式党员就不来见您。”

“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来看我的?”伯伯高兴地拿出一沓纸和两支铅笔送给远志。那时边区的经济很困难,能得到这些学习用品是相当不容易的。远志就像得到最珍贵的礼物一样,把它们紧紧地贴在胸口上。

当得知远志是去和平医院看病时,伯伯关爱地说:“你今天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两个礼拜,一边就近看病,一边学习。正好你的伯母陪李讷妹妹住医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窑洞里。”

长期头疼失眠的远志,不知怎的,这天晚上倒头就睡着了。半夜里,远志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伯伯的警卫员端来一个热乎乎的猪蹄子,说是主席吩咐,一定要让她趁热吃了。原来伯伯习惯夜间工作,这猪蹄正是他的夜宵。远志睡得迷迷糊糊的,这香喷喷的猪蹄都不知是怎样吃下去的,恐怕连一点味都没吃出来。可这天晚上,远志睡得特别香,睡在伯伯的窑洞边,仿佛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

1943年,远志被调到西北局工作。一次她向伯伯请求说:“我想去前方工作。”

伯伯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我们的远志想远走高飞了!”

没想到,伯伯接下来说:“我看,你还是先把自己的病治好吧!”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远志的头痛病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前更厉害,组织上送她到西北局的枣园农场养病。

一天,伯伯散步,特意转到远志住的“疗养院”看看。那是一间“干打垒”平房,屋里黑洞洞的,还要自己做饭吃。见此情景,伯伯关照警卫员立刻拿来一些旧报纸,帮远志把墙糊上。警卫员还送来两只风干鸡。这是别人送给伯伯的,他舍不得吃,也给远志拿来了。

这年远志21岁,已经有了心中的恋人。她的对象是从太行八路军总部回延安养病的军事参谋曹全夫。

在延安和平医院住院时,远志和全夫住的窑洞病房紧挨着。全夫是山东人,1921年出生,比远志大一岁。全夫为人忠厚,有文化,讲起学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体会来,头头是道。他还给远志讲辩证法。远志在单位是学习模范,对全夫谈论的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那时,远志正在学打太极拳,全夫从小学过拳,就耐心地一招一式地教给她。

从和平医院出院后,全夫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干休所养病,与远志所在的枣园农场,山上山下,只有一里之遥。农场给远志送来面粉和鸡蛋等营养品,全夫就教她烤饼干。他们把鸡蛋和面搅和在一起,擀成薄片,放在缴获的鬼子的旧钢盔里烘烤,烤出的饼干真是又香又脆。在频繁的交往中,两颗年轻的心很自然地就跳到一起了。

后来,全夫在延安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学习,远志在陕甘宁边区盐业公司休养,又是一河之隔,抬头不见,低头见。那时,远志穿着一件伯母江青送给她的豆青色夹衣,在一片灰色的军装中很显眼。只要远志一出门,山上的人就看得一清二楚。每到这时,有人就和全夫开玩笑说:“快看,你的小对象又出来了!”

转眼间,远志来延安已经8年了,仍不见父亲毛泽民从新疆回来,她的心绪越发不安起来。她曾经听到有关父亲牺牲的口风,却不敢也不愿意往坏处想。她从来没有放弃心中的期盼,希望有一天他们父女能在延安团聚。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回到延安。第三天,远志便急匆匆地跑到枣园去看望伯伯。远志欣喜而又疑惑地问伯伯:“蒋介石不是居心要害您吗?我们可担心了,就怕您回不来呢!”

毛泽东笑着说:“在重庆,蒋介石对我挺客气的,还请我吃饭呢!”接着,他又说:“蒋介石这次请我,我一定要去。去了,我们就有理,蒋介石就输了理。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这一点不会改变。但是现在,他还没有下山,需要欺骗人民,需要时间做准备。”

这天,和远志一起去看毛主席的,还有她的未婚对象曹全夫,以及毛泽民的老下级、陕甘宁边区盐务公司总经理余建新。主席高兴地留他们吃饭,还特意请炊事员做了一大碗扣肉给他们解馋。在场的除了伯母江青外,还有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

谈笑间,主席亲切地询问起曹全夫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当得知全夫是山东的穷学生,来延安参加革命后上过抗大,现从敌后回延安学习,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夹了一大片扣肉放进全夫的碗里,无疑,这表示他认同这个年轻人。

这时,余建新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毛泽民离开延安时送给他的照片,递给主席看,还急切地问主席:“泽民同志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我们都很想念他。”

毛泽东的脸色骤然阴沉下来,眉头紧蹙,嘴角微微向后抽动了几下,长叹了一口气后,沉痛地说:“他被反动派杀掉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余建新失声痛哭起来。远志也惊呆了。8年了,她一直期盼着,等待父亲能早日归来,等来的却是他牺牲的噩耗。

毛泽东从饭桌旁站起来,转身撩开门帘,走进他办公的窑洞。

远志一直竭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可是她怎么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阀门,泪水夺眶而出。她急忙捂住脸,躲到里间窑洞放声痛哭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伯母江青走了进来,抚摸着远志的后背,安慰说:“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怕你承受不了,一直没有对你讲,现在,应该让你知道了……”

远志擦干眼泪,理了理头发和衣服,走到伯伯的办公桌前:“伯伯,你放心,我能挺得住,我会坚强起来的。” 她坚定地向伯伯作出保证。

这天,远志来看望伯伯,还有一件重要事情想通过伯伯走一个“后门”。抗战胜利后,中央提出“抢占东北”的口号,组织大批干部去创建东北新区。远志和全夫也积极地报了名。可全夫是太行八路军总部的人,他来延安是学习、养病的,没有哪个单位能给他下派遣令。他们只好到伯伯这里求援。

伯伯很赞成他们的想法。他又关心地问远志,还有什么困难?

远志不好意思地说:“听同志们说,东北很冷,最好能有一件皮大衣。”

主席当即做了安排。他请江青给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陈正人打电话。只听江青在电话中说:“远志和她的男朋友曹全夫要去东北,跟哪路队伍走?怎么走?请陈部长安排一下。”她还告诉陈正人,想办法给远志解决一件皮大衣。

主席知道远志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和肠胃病,这次去东北路途很遥远,很辛苦。他又打电话给秘书叶子龙,请他把自己那匹听话的棕色老马牵来,送给远志。

出门时,伯伯拉着远志的手,一边走,一边嘱咐:“你在二局的表现不错,现在你们想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去闯一闯,这很好。但要记住,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那里的同志讲团结,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论到哪里都要依靠组织,不要依靠家庭,不能有任何特殊。”

毛泽东一直把远志他们送到窑洞外的平坝下坡处才停住脚步。他不停地挥手,看着远志他们牵着马远去……

从小坐牢的毛远新回到伯伯怀抱;同时奔向延安的毛楚雄却再也无法抵达

1946年7月11日,经中共中央的不懈努力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积极斡旋,饱尝4年铁窗苦难的129名中共在新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小孩,终于回到延安!当汽车开到延安七里铺时,夹道欢迎的群众队伍延绵几公里长,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站在欢迎队伍的前面,慰问新疆归来的同志。震天的锣鼓声,夹着哭声、笑声、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住地看望,和大家一一握手。随后,毛泽东走到朱旦华身边,宽慰她,然后弯下腰,把5岁的侄子远新抱在胸前,在他的小脸蛋上深深地亲了亲。

朱旦华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主席,泽民同志至今下落不明,请党中央给国民党中央联系,要他们下令查找。”

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把小远新更紧地搂在怀里,好一会儿才放下来,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离开了。

在延安休息了3个月后,狱中归来的同志们又要奔赴新的战场。朱旦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远新被送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就设在毛主席住的杨家岭山沟的外面。

毛主席每当完成一件重要工作,需要休息一下的时候,就派人请朱旦华来打麻将,说是“三缺一”。朱旦华明白,主席请她来打牌,是有意让她在亲人中间开开心,不要总沉寂在凄楚的思念之中。

这年11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中央所属机关单位分批撤出延安。洛杉矶托儿所是首批撤离的单位。离开延安后,托儿所向东转移,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再转入河北,跨越了三个省。一路上,多次遭到敌机袭击,叔叔阿姨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全力保护孩子们,使这支“马背摇篮”队伍安全地抵达党中央机关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朱旦华所在的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也来到平山县东柏坡。当她骑着马到托儿所看孩子时,欣喜地发现远新已经在“马背摇篮”里摇大了。

就在毛泽民的遗孤小远新到达延安的同时,毛泽覃的遗孤毛楚雄,也正在前往延安与伯伯毛泽东团聚的途中。小弟毛泽覃牺牲的消息,是毛泽民从一部电台中得知的,那是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他匆匆来告诉大哥。毛泽东沉默了许久,才沉痛地说:“很有可能。我们突围后,那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严重。我估计小弟牺牲已经有些日子了……”兄弟二人沉浸在痛失手足的悲痛之中。

中央红军长征后,毛泽覃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在闽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风餐露宿于山谷密林,不断寻找战机,打击敌人。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在瑞金县黄膳口附近的红林山区,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了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的指挥所,毛泽覃前胸中弹牺牲。

毛泽覃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浸染着血迹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还有党证,才知道他就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残忍的敌人将他的头颅割下,拿到蒋介石那里领赏。毛泽覃的遗骨被当地群众掩埋在深山丛林之中。

1928年春天,楚雄不到半岁时,他的母亲周文楠就被反动派逮捕入狱,是外婆周陈轩每天将他抱进监狱,去吸吮母亲的奶汁。1930年7月下旬,彭德怀率红军第一次攻占长沙时,周文楠被营救出狱。谁知小楚雄和母亲仅仅团聚了3天,就因红军紧急撤离长沙,再度与母亲分开。周文楠随红军部队撤往苏区,留下小楚雄与外婆相依为命。

1938年11月12日,日寇火烧长沙,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外婆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的那栋古楼被烧成废墟。楚雄读书的学校也被大火烧毁了。为了保住泽覃留下的独苗苗,外婆离开长沙,带着11岁的小楚雄来到毛泽覃的老家韶山冲上屋场落户。

楚雄自小勤奋好学,热爱劳动。他先后在毛氏初小和思三小学读书,还经常上山砍柴,帮大人挑水、种菜、做家务事,学会了许多农活儿。

在楚雄读书的学校里,有些老师和教工是地下党员或是当年的“雪耻会”会员,他们受党组织的嘱托,在暗中保护着毛泽覃烈士的遗孤。那时,八路军在湖南衡阳设有办事处,李克农曾任办事处主任。毛泽东托李克农带去信和钱,由韶山地下党交给外婆。伯伯在信中鼓励楚雄,要刻苦耐劳,勤俭节约,努力学习。

楚雄从小热爱祖国。日寇攻占长沙后,残杀中国人民,激起他满腔仇恨。他写了许多爱国文章。如《小朋友救国方法》《寄给前线抗日将士》《青年在抗战救国中应有的责任》《怎样做宣传工作》《抗战建国》等。

当楚雄渐渐长大,外婆便将父亲已经英勇牺牲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楚雄决心“继父之志,报父之仇”。

1941年元月,毛楚雄高小毕业,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党组织给楚雄的生活费被迫中断了,不满14岁的楚雄辍学,在家从事农业劳动。那时,韶山有一个地下党办的秘密图书室,收集了一些进步书刊,还有中共湖南工委秘密发来的一些党内读物,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毛楚雄经常到这里借书看。他从进步书刊中汲取了更多的政治营养,也明白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1944年冬,王震奉命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征,开辟和扩大南方抗日根据地。临行前,毛泽东嘱托王震,到湖南后,若找到毛楚雄,即带他来延安。

1945年7月,王震率部到达湘潭,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了毛楚雄。楚雄又惊又喜,当即随潭湘宁边区中心县委书记、他的堂叔毛浦珠日夜兼程,赶往湘阴白鹤洞,找到了王震的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楚雄将随大部队作战,一路迂回寻机抵延安。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了。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中原解放军遵照党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队外,主力部队分南、北两路向西转移。

毛楚雄与中原军区政治部一起,随司令员李先念、副司令员王震率领的北路部队,越过平汉铁路,一路艰苦作战,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重截击合围,于7月中下旬,终于进入陕南商洛山区,离延安越来越近了。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又玩弄起“和谈”的把戏,他们用飞机向沿途撒传单,邀请李先念将军派代表谈判。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中原军区派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军区干部毛楚雄为和谈代表,前往西安谈判。8月7日,他们携带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沿宁陕县的山间大道向西安方向进发。

8月10日,当他们一行来到宁陕县东江口镇时,被驻扎在那里的胡宗南哨兵阻截。敌人明知他们是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的和谈代表,仍将他们软禁起来,进行无理审讯。我中原部队闻讯后,立即报告中央:“请设法营救。”但蒋介石不顾舆论谴责,复电胡宗南部:立即就地秘密处决。

8月22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命令刽子手将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以及带路农民五花大绑,押到偏僻的城隍庙背后,活埋在石坎下的小渠旁。

楚雄一路转战,离他日夜想念的伯伯毛泽东越来越近了,但却最终没能见到伯伯一面。楚雄牺牲时只有19岁。日后,毛泽东曾对他的母亲周文楠说:“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

毛泽东同意侄女毛远志结婚的信为何只剩下残角

1945年10月13日那天,远志从枣园伯伯的窑洞回到住地后,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想起牺牲的父亲,泪水浸湿了她的枕巾。她又想到伯伯无微不至的关怀,自己将要奔赴东北新区了,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伯伯?她还有很多心里话要对伯伯讲。

第二天,天蒙蒙亮,远志就爬起来。她顺着山坡来到全夫住的窑洞。她要和全夫一起写一封信,再次向伯伯表示决心。

其实,这对年轻人还有一个心思,不便写在信里,那就是他们的婚事。父亲不在了,伯伯就是他们的家长。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结婚这样的大事一定要经过家长点头同意才行。昨天在饭桌上,伯伯听了全夫介绍自己的经历很是高兴,还夹了一片扣肉放在他的碗里。但夹扣肉并不等于明确同意他们结婚啊!他们还想请伯伯明确表示一下。眼看部队就要出发了,这件事必须马上定下来才行。可怎么开口呢?写好的信又不能自己送去吧?他们想到了在延安《解放日报》印刷厂工作的堂嫂胡觉民。

胡觉民是毛泽东的堂侄毛远耀的妻子。1929年,毛泽民派人把他们带出家乡参加革命。他们都是毛泽民领导的秘密印刷厂的工作骨干。毛泽民去中央苏区后,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胡觉民和毛远耀又回到湖南老家。抗战爆发后,他们设法联系上毛泽民,希望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后来,他们来到延安,在延安《解放日报》当工人。

胡觉民是个爽快人。她一路笑声地来到枣园,给伯伯送去了远志和全夫的信,捎去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愿。主席当即提笔给远志写了回信。

远志同志,侄女:

来信收到。并同意你们结婚,你们要走了,祝你们一路平安,祝你前途胜利。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

接到伯伯的信,两个年轻人高兴极了。全夫立刻到党校六部办理了结婚手续。从延安一出发,他们就是正式夫妻了。

根据毛泽东的嘱咐,陈正人把远志和全夫交给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南汉宸是毛泽民国民经济部的老部下,可以对远志有所关照。可皮大衣的事情却难住了南汉宸,延安去东北的干部很多,不要说新大衣,就连旧的也找不到一件。南汉宸开玩笑地对远志说:“没关系,东北的老虎多,等到了东北,我保证给你做一件虎皮大衣!”

远志和曹全夫就要出发了。东北新区路途遥远,一路上要多次通过国统区。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对随身携带的物品是有严格的保密要求的。

全夫想起1943年11月从太行八路军总部回延安的情景。那时,几乎一路上都有敌人,宿营的村子也有敌人的炮楼。来往延安的同志都要化装成老百姓,由交通员带路,趁晚间分散行动,稍不谨慎,就会被敌人抓去。而眼下交通线上的情况究竟怎样?曹全夫不清楚,但他知道,身上带有毛泽东的亲笔信,就等于给自己贴了“标签”。为了谨慎起见,他与远志商量,用什么办法把伯伯的信妥善保存起来?

伯伯的信对远志来说,就像生命一样珍贵,是力量的源泉,是前进的鞭策,怎么能随便毁掉呢?

全夫琢磨了片刻后说:“这样吧,我们两个人一字一句地把信中的内容背下来,你看行吗?”远志听了直摇头。曹全夫又说:“要不然,我们把信折两折,只留下左上角有你名字的这块,行吗?”全夫找来一张纸,做了示范。远志还是舍不得,但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好勉强同意。

部队从延安出发后,经绥德,在葭县渡过黄河,经山西的应县、阳原,在天镇乘上火车,直达张家口,最后来到辽西的赤峰,行程数千里路,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的情况。几十年后,每当远志和全夫拿出这封珍藏的残缺不全的信,心中充满了遗憾!

因为战争原因,交通暂时阻断,远志和全夫没有去成东北,中途返回了张家口。全夫在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工作。

这期间,毛泽东托前往东北工作的毛远耀和胡觉民夫妇捎来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在延安窑洞前的合影,满面笑容的毛岸英抱着妹妹李讷站在父亲身边。伯伯虽然没有写信,但远志 明白,岸英弟弟已经从莫斯科回来了,伯伯是多么幸福和快慰。

这是一张从未公开发表过的照片。因为捎照片的人要过封锁线,没有把照片保存好,毛远志拿到时,上面已经有很多折痕。后来曾找新华社同志帮助修版,也未能复原。原来照片上在毛泽东左边还有江青,可是后来被裁掉了,估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做的处理。

经过两年的苦战,人民解放战争全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坚持转战陕北的预期目的达到后,于1948年4月,率领中央领导机关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城南庄。为了迎接党中央,聂荣臻司令员把司令部的院子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给党中央住。

听说远志和全夫此时也在城南庄,一天下午,毛泽东派人把他们叫到住地,想和他们好好叙谈叙谈。

那天,毛泽东穿着一身灰色的旧军衣,很随意地端着一个小板凳坐在房门外,等候远志他们到来。离开伯伯已经两年多了,见他精神焕发,身体也更强壮了,远志心中充满了喜悦。

伯伯仔细地打量着远志,看到她身上的军装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就笑着说:“看来,你学会打补丁啰!部队不是发了新衣服吗?你怎么穿得这么破?”

远志不好意思地说:“好一点的军装都给孩子改小衣服了,旧军装缝缝补补能穿就行了。”

“噢,我们的远志已经当妈妈了!是男娃娃?还是女娃娃?”伯伯显得很兴奋。

“是个男孩,已经快两岁了。”远志回答说。

“好啊!我们毛家有了第三代,不知不觉,我已经当上外公了!”

不经意间,全夫发现,毛泽东脚上的两只布鞋全是破的,大脚趾露在外边。就关心地说:“伯伯,您该换一双新鞋子了!”

毛泽东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脚,也觉得好笑。

全夫紧跟了一句:“解放区每人节省一针一线,就够您穿的了。”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鞋子破了没有关系,旧鞋子穿着更舒服!”

一阵谈笑过后,毛泽东便做起调查研究,他特别关心晋察冀解放区的土改工作。他认真地问远志和全夫:“现在土改了,你们那里情况怎样啊?”

远志不假思索地说:“我住的隔壁就是一家地主,他们被扫地出门后,没有房子住;另一家地主有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听说在半路上被人截住打死了……”

“后来怎么样了?”伯伯追问道。

“地主婆没处去,半夜敲我的房门,问我怎么办?”

“你看应该怎么办?”伯伯又问。

“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扫地出门了,破房子也该给一间住嘛!他们没地方待,就会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毛泽东的表情显得有些沉重。从1946年5月中央有关土改工作的指示发布后,有些地方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发生了“左”的倾向。毛泽东很关注这个问题,正在着力纠偏。

正说着,中央常委刘少奇夹着笔记本来找毛泽东谈工作。远志和全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毛远志、毛岸英姐弟间有一份特殊感情;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把毛远新留在中南海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渡江命令。当晚,万帆齐发,我渡江部队胜利突破国民党军千里江防阵地,于23日晚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

这年5月,曹全夫随四野部队南下。7—8月间,远志也从北平来到南昌,与全夫会合。1950年初的一天,远志意外地收到一封家信。信封上写着:

请林彪同志转毛远志

毛岸英托

岸英在信中最后一页这样写着:

……(前缺)都聚集一堂你知道吗?他们都还没有见过你呢!江妈妈(指江青——本书作者注)也谈到你,也是不知你的地址,还要我帮她打听。

新年在即,谨祝你新年顺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紧握你的手,问候你的丈夫。

岸英

1949年12月27日

在信纸下边,岸英又加了一句话:

方才打听到,说你已赴汉口,此信是否能到你手,尚觉渺茫。

这又是一封残缺不全的信。这封信是1990年7月远志去世后,全夫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的。为什么这样珍贵的书信只剩下后一页,前一页到哪里去了?上面又写了什么?这些疑问,除了远志本人,无人能解答,已经成了永远的秘密。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不久,岸英从父亲毛泽东那里得知,远志姐姐和姐夫都随四野南下了,却不知他们究竟在哪个部队。在苏联学习时,毛岸英就认识林彪,于是便劳林彪司令员的“大驾”给远志姐姐带一封信。岸英的办法还真灵,这封信很快由四野司令部转到了南昌。

从落款的时间看,岸英的信是在毛泽东生日的第二天写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第一个生日。全家人欢聚一堂。这一年,毛泽东56岁。1921年,毛泽东28岁时,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又一个28年,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说起远志和岸英,他们姐弟间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同岁,1922年,两人先后出生在长沙湘雅医院;远志的生日是5月5日,岸英的生日是10月24日,远志是姐姐,岸英是弟弟。后来,岸英曾经不止一次对远志说:“你没有了爸爸,我没有了妈妈,我们都是从苦难流浪中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很亲近,很说得来。”

这对姐弟成年后的一次见面,极富戏剧性。

1946年秋天,远志撤出张家口来到阜平县城南庄后,便把儿子志卫寄养到平山县东黄泥村一位老乡家里。1948年初秋的一天,老乡捎信说,志卫得了重病,让远志赶快来看看。从城南庄到东黄泥村有100多里路,远志心急火燎,当她骑着马路过西柏坡中央驻地时,顾不得跟熟人打招呼,只向前赶路。

“岸英、岸英,那是你姐姐,快去追呀!”康克清妈妈看见远志掠过的身影,大声叫喊着正在身边的岸英。

“前面骑马的女同志,你停一下!停一下……”

远志听到身后传来叫喊声。很快一位陌生的青年军人拦住了她的去路。

“你是毛远志吗?”

“是啊!”远志带着疑惑回答说。

“我是岸英。”

远志和岸英从小分离,多年没见过面。要不是康克清妈妈呼喊岸英追,姐弟俩就擦肩而过了。这次意外相遇,姐弟俩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你要到哪里去?几天前,爸爸还在打听你呢!”岸英边走边问。

当他得知远志的孩子得了重病,前边还有十几里路时,就连忙催远志赶紧走,并叮嘱说,需要帮忙时就给他捎个信来。

远志匆匆赶到老乡家时,志卫因患痢疾已经奄奄一息。村里无医无药,远志急得手足无措,赶忙托人捎信给岸英,让他快来帮忙。

不多时,岸英就骑马赶到了。他们抱着志卫一起来到西柏坡中央医院。经过医生的紧急救治,孩子终于转危为安。

1950年春天,远志从南昌来北京治病,与弟弟毛岸青同住在北京医院。岸英曾几次来医院看望他们。岸英喜欢探讨政治问题,研究辩证法。每当他滔滔不绝地论述政见,远志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不住地点头,认为他讲得很透彻,很精辟。而每当回忆起二叔毛泽民,岸英的眼睛里总是含着热泪,充满了感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毛岸英强烈要求出国作战,毛泽东亲自把儿子交给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岸英在志愿军总部担任翻译、机要秘书和参谋工作。11月25日上午11时,毛岸英正在处理已经签发的战斗电报,美军飞机突然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当得知岸英牺牲的消息后,远志万分伤心。她曾说过:“岸英是我们毛家最有出息、最有希望的一个。岸英的牺牲,伯伯是多么痛心,而伯伯只能疼在心里啊!”

毛泽东很爱长子毛岸英。那是1945年10月,远志他们离开延安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一度很差。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和金茂岳、黄树则医生先后给他看过病,但谁也没能解除他的病痛。苏联医生阿洛夫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很熟悉,但重庆谈判后,他随苏联情报组成员一起回国,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去了。

毛泽东生病的情况通过无线电波很快传到斯大林那里。12月初,莫斯科来电说,近日,他们将派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大夫飞抵延安,同行的还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苏联飞机飞抵延安的那天,毛泽东早早来到延安机场。当空中传来隆隆的马达声时,他的双眼一直盯着空中,看得出他的心情很激动。当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的毛岸英走下飞机时,毛泽东高兴地迎上前去,紧紧抱住18年不曾见面的儿子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接着,毛泽东与来宾一一握手,请他们到王家坪休息。傍晚,毛泽东设宴招待苏联医生、全体飞行人员,毛岸英也作陪。

从这天起,毛主席的心情、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都显著地有了好转。这不只是因为有苏联医生的专门诊疗和护理,使用了最新的特效药物,更重要的还是久别的长子毛岸英终于回到他的身边。

远志深知岸英弟弟在伯伯心中的分量。得知岸英牺牲后,拿出伯伯送给她的与岸英合影的照片,轻轻地抚摸着,泪如泉涌……

1951年夏天,朱旦华来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她是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长。她把正在放暑假的儿子毛远新也带到北京。当晚,康克清大姐来会议住地看望同志们。当她看到虎头虎脑的小远新时,很是喜欢。康妈妈拉着远新的手说:“你妈妈要开会,带孩子不方便,我把你送到你伯伯那里去!”

此时,毛岸英牺牲已经半年多了,毛泽东的心情一直不太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都看在心里。康克清大姐看上去泼泼辣辣,却是个有心人。为了帮助毛泽东尽快从痛失爱子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她不容分说,有意把小远新带进了中南海丰泽园,送到毛泽东的身边。

当时远新只有10岁,长得很结实,天真好动。毛泽东闲暇时,喜欢躺在藤椅上纳凉,远新就和李敏、李讷两个姐姐依偎在他身边说笑话。别看远新年龄最小,求知欲最强,地北天南,无所不问,经常惹得伯伯哈哈大笑。

全国妇联会议结束后,朱旦华到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想顺便把儿子接走。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小侄子,主动对朱旦华说:“就把远新留在北京读书吧!”

毛泽东又把脸转向远新,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但有一条,不能做温室的花朵,不能住在我这里,要住到学校去!”

从此,毛泽东把弟弟毛泽民的遗孤当做自己的亲儿子抚养。远新与比他大半岁的姐姐李讷一起在北京育英小学读书,只有周末,才回到中南海伯伯身边。

毛泽东70寿辰,毛远志在颐年堂陪伯伯过生日,此后再未相见(缩写)

1949年伯伯毛泽东刚进北京,远志曾去香山双清别墅看望过他。在以后的十多年里,除妹妹李敏结婚,伯伯亲自点名要请远志参加婚礼外,远志再也没有去过中南海。那时,曹全夫在朱老总身边工作,就住在中南海,他还持有进入丰泽园的特别通行证,远志想去看伯伯并非没有可能,但她总是克制着自己,不去打扰整日为国家大事操劳的他老人家。

人生七十古来稀,1963年12月26日适逢伯伯70寿辰,这次远志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思念。于是与李敏商议,去中南海陪伯伯过生日。

伯伯听说远志要来中南海,非常高兴,亲自派车去接她。

那天傍晚,远志和曹全夫带着小女儿立亚一起来到中南海颐年堂。

当他们走进颐年堂时,毛泽东正在与他的湖南故旧程潜、章士钊以及表兄王季范三位长者兴致勃勃地谈话。

一见面,伯伯就说:“远志你来啦!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啊?你的头痛病好了吗?”远志上前紧紧握住伯伯的手,凝视着他慈爱的面容,鼻子一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与三位故旧畅谈。远志他们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1963年,国家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心里装着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温饱,谈话始终围绕着土壤、肥料和农业增产等话题。甚至要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每亩地需要施多少农家肥,他老人家都谈到了。

不多时,毛泽东便请客人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入席,共进晚餐。

为了不打搅伯伯的工作,晚餐后,远志和全夫在三位老者告辞后,也准备悄然离去。没想到,正在客厅里休息的毛泽东连声招呼说:“远志啊,不要走!过来和伯伯说说话。”远志高兴地坐到伯伯身边。

“远志啊,你们怎么不来看我,也不给我写信啊?”主席埋怨地说。

远志解释道:“怕打搅伯伯工作。再说,万一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够谨慎,也怕给伯伯造成不好的影响。”

伯伯微微点头。接着,他又向远志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远志一一作了回答。

谈话间,远志发现伯伯有些鼻塞,像是伤风感冒的样子,就轻轻摸了摸他的腿,见那条灰色凡立丁裤子里边只有一条薄薄的衬裤,便关心地问:“伯伯,你穿得这么少,不冷吗?”

伯伯吸了吸鼻子,不在乎地说:“这感冒呀,只要不发烧就不要紧。”

说着,他把双手伸到远志面前:“你摸摸我的手,可热乎了。”

握住伯伯温暖的大手,一股如父爱般的暖流顿时传遍远志的全身。

远志一直惦记着伯伯的身体,那天,她还特意带去一份小礼物—一小包艾绒和艾卷。远志点燃艾卷,在伯伯手部治疗感冒的穴位上温温地灸着。

袅袅轻烟中,伯伯乐呵呵地问:“远志啊,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中医了?”

正在这时,汪东兴走过来说:“主席,工作人员都想和您老人家照相,您看……”

毛泽东高兴地站起身来,拉着远志的手,走进摄影室。摄影师吕厚民已经准备好灯光。毛泽东面带微笑地站立在中间,他的左边是李敏和孔令华,李敏还搂着毛远志一小女儿曹立亚;右边是远志和全夫;这时,王海蓉也从后边站了进来。吕厚民轻轻按动快门,留下毛泽东70岁寿辰宴后的这第一张合影。

这一天,毛泽东非常高兴,为了满足宾客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愿望,他老人家一连拍了好多张合影。已经退席休息的江青,听到摄影室这边很热闹,也走进来,与家人们留下一张合影。

从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原因,远志再也没有去看伯伯,但她内心深处却时常惦念着他老人家。后来当得知伯伯病重,远志多么心焦!1976年9月9日,伯伯与世长辞的噩耗突然传来,又让远志心碎。

有多少个夜晚,远志一次又一次静悄悄地漫步在毛主席纪念堂周围,在月光的照耀下,她仿佛看到伯伯面带微笑地健步走来,耳边又仿佛萦绕着伯伯和蔼、幽默的话语。夜深了,她才默默地离去……

1990年初夏,68岁的远志走到生命的尽头,肝癌的疼痛和心中的积郁无情地折磨着她。长期以来,远志始终守口如瓶,从来不向孩子们讲她和伯伯毛泽东之间的亲情,只讲自己童年的苦难经历。然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远志想趁头脑还清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以教育后人。她让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二儿子曹宏做录音记录,先后用了几天时间,系统地讲述了自己的家事,以及伯伯对自己的关爱和教导。

1990年7月6日,远志永远地走了。但她留下的珍贵回忆,经过曹宏整理,又经她亲爱的伴侣曹全夫的补充校正,一篇万余字的纪念文章《怀念伯伯毛泽东》,被收录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之中,留下了发自肺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