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迷信.毛主席是不喜欢迷信的”
云淡水暖
有人说,要了解中国农村的现状,有两本书是必读的,一是安徽作家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当代》2003 第6期),二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话说得虽然绝对了些,但也不无道理,因为两本书的作者采用的都是相似的方法,走访调查,尽量站在“第三者”的视角“客观”地叙述所见所闻。草民一直未完整地读到《黄河边的中国》,图书馆和书店都没有,不久前收集到一个PDF版的,拜读了。
当然,纯粹的所谓“客观”是不存在的,笔墨之间不免带着某种倾向,应该说,曹锦清教授算是“主流”中人,在一个财富决定社会存在的体系下,曹教授有一段自白“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的教育部门逐渐开始的腐败问题。我也参与腐败,我很惭愧,但是内心又很想腐败。这十年工资猛涨,…去年开始,我们同清华北大接轨,加了岗位津贴,岗位津贴一般比工资要高一点,这样我下就成了一个中产阶级了,原来月薪是两千多一点,扣掉四百拿到一千六七,去年加到三万(月薪?),今年加到四万(月薪?)”(《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华夏时报2002年4月),似应属于自由主义精英阶层,尽管内心有比较强烈的矛盾感。
《黄河边的中国》以中原大地的河南为走访地,以日记格式,记录与基层政权组织和农村各色人等的谈话为主调,再加以个人“第三方”的“思考”,给出一个尽量“客观”的描述结构。第595页开始,是一个有些特殊的题目【10月30日 参观‘毛泽东显灵’处】,讲述了一个在当地有些影响的事情,新蔡县练村镇田庄村的农民白树发, 1975年8月为结婚而盖了三间土坯房,“毛主席逝世,他将大队所发的一张毛主席肖像张贴在如今毛泽东‘显灵’的地方。”,1988年春节打扫卫生,因“发现毛主席的肖像有些破损,于是小心冀翼地将它揭下,折叠,并存放起来。”,而“曾到县城新华书店去买新的毛主席像,但役有。…我觉得贴年画没啥意思,所以,1988年后.墙上再也没有贴什么东西。”。
事过4年后的1992年,原来张贴毛主席画像的地方隐约出现了一些痕迹,到是年秋天,竟“隐隐约约显出毛主席的像迹”,而后到1993年“毛主席头像的乾廓才渐渐变得分明起来”,于是“毛主席显灵”的传说蔓延开来,“从此,我家大门常年开着,无论家里有人无人,一律对外开放。…几乎天天有人来参观。…从学生、老师到省、市、县党政机关干部,从本县、本省的到外省市的,甚至还有港台来客…”。应该说,这个现象的出现,与白树发家张贴画像的墙壁的特殊条件有关,可能是原画像上的颜料、油墨与墙体发生了某种物理、化学的“转印”反应形成的,比较奇特的是,这种表象在画像揭下4年后才出现,据说也请教过许多教授、专家,但未有定论。
因为此现象很独特,参观者中,当然不乏好奇者,但曹教授让读者从白树发的描述中,看到了更多的崇敬,“有的一进门,看见墙上毛主席的影印,立即跪了下去,绐毛主席瞌头,流泪。我家穷,买不起跪垫,就用我的枕头权当跪垫。去年夏天,一位从新疆来的退休老军官,有七八十岁了,进门一见毛主席像,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磕三个响头。两个警卫要把他扶起,他还是跪着不起.失声痛哭起来,在场的十几人无不为之感动,都哭了起来。类似这样感人的场面,我每年都要碰到好几次。”,可能有“理性者”要发出冷箭了,说这是“奴性”呀、“迷信”呀,但是,农民白树发恰恰是很清醒、很明白的。
曹教授递给白树发一支烟,白点燃后,插在“显灵像”下面桌子上的碗中,曹教授提出为什么不“供放香烛”,白回答【这是迷信.毛主席是不喜欢迷信的。…又指着毛主席像右下角的一个小圆圈说:“外界传说,这是红太阳。这是误传,是迷信,其实是前年的一位参观者画上去的。毛主席喜欢老实人。我应该对你们说老实话。”】。农民不盲目,他们知道事情的对缪,他们并非像某些知识分子精英刻意贬低的那么“落后”、“愚昧”。
曹教授讲述这个过程,是想探究这种情形背后的社会成因,曹教授翻看了白树发提交的数百条参观留言,有表达崇敬的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国人民怀念您!”“伟人犹在,万民导师!”…,有的却如曹教授所说“似有弦外之音”,如“主席,20年未见您的面,今日一见,万望您继续指导中国革命的航程,永保人民的幸福安康。”、“盼望毛主席归来。”、“敬爱的毛主席,中国人民想念你,想念你的思想,想念你的作为。今日更想念你,相信中国人民永远沐浴着你的思想光辉,相信任何人破坏不了你的光辉形象。”、“毛主席,我们工人阶级需要你!”…有的比较“那个”的,草民未引。
曹教授回顾并设问道“…我总体察到除怀念思旧外的另一种非常现实的社会情绪。这股社会情绪弥漫于中原大地,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这股弥漫于中原大地且遍及各社会阶层(主要是农民阶层)的社会情绪,由正反两方面的情绪组成: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们得到了土地,又得到了自由,他们通过土地与自由第一次得到了温饱井逐渐改善了自身的居住条件,这是农民兄弟们一致认可的基本事实。但</b>中原(其实应包括整个中西部广大地区)民众何以如此强烈地怀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时代且同样如此强烈地对…呢?</b>是否出于对社会大变动的不适应感?还是别有它因呢?”,曹教授归于“恐怕在于社会风气的恶化、…的腐败与沉重的农民负担。”。
但恐怕这并非答案的全部,按说,在毛泽东时代,河南农民与其它地区的农民一样,生活也是清苦的,“沉重的农民负担”被冠以“剪刀差盘剥农民”絮叨了20几年,而且,在三年困难时期,河南被“认为”是“重灾区”,其中发生了闻名的“信阳事件”,这些事情至今仍然是某些势力大加夸张、诅咒的“素材”,在所谓“饿死X千万”的传言中,河南恐怕要占“大头”,应该说,身感亲历的农民们,比坐在高楼深院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比如同为河南人的北大教授尹XX、焦XX,更有资格哭诉与痛骂往昔的一切“不是”。
但事情恰恰有些微妙,也有点令一些人尴尬,有人只好大骂农民的“劣根性”了。草民认为,农民并非“迷信”,也并非“愚不可及”,他们恰恰比较地懂得如何判别事物发展中的曲折与艰辛,也懂得在感情的天平上如何取舍爱恨情仇,过去的失误伤害过河南的农民,但对比“黄泛区”、“水、旱、黄、汤”时代的苦难,他们见到了更多的进步和光明,毛泽东时代涌现的如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与农民血肉相连,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事实给了他们以一个历史的参照系。
“中原(其实应包括整个中西部广大地区)民众何以如此强烈地怀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时代”是曹教授在几乎10年前观察的结论,也是在80年代“非毛化”、“反思”、哭诉思潮之后“高级知识分子”中比较“异类”的观点。在今天这个少数知识、财富精英已经进入财富金字塔尖,俯瞰尚在“未富”层面的芸芸众生的时代中,如何来理解民众中“毛主席显灵”的“流言”流传的含义呢,当然,自以为已经“成功”的“阶层”们是不屑于这种“低级”的情感表达的,他们可能更乐于顶礼膜拜于“无所不能”的金钱或者西方的价值体系,甚至沉迷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
底层民众诚如曹教授所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们得到了土地,又得到了自由,他们通过土地与自由第一次得到了温饱井逐渐改善了自身的居住条件,这是农民兄弟们一致认可的基本事实。”,但这种个体的、单打独斗的“自由”,在灾害、高价学费、高价医疗的重压面前,在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的逐利和官商勾结、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大多数底层劳动者处于所谓“竞争失败”而弱势的现实下,在“癌症村”、“爱滋村”出现在中原大地的严酷现实面前,显现出其无比脆弱与痛苦的一面,人们在得失之间需要而且不断在进行着一种再思考。
“毛主席显灵”——农民说“这是迷信.毛主席是不喜欢迷信的”,可能更深入的含义在于,人们热切盼望一种理念的复归,“灵”只是一种思维意义上的载体,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之“灵”再“显”,而且发扬光大。其不可动摇的基础在于,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的国情下,任何事业的成败,都取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否。
爱人民者,人民恒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