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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毛泽东风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伟人毛泽东风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伟人毛泽东风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征程中,以旁人难以比肩的远见卓识,运筹帷幄,高瞻明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为中国社会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屈辱命运开辟了道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改写了历史,像他这样集大革命家、大军事家、大理论家、大战略家、国际政治家以及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的历史巨匠和大成至者,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殊为罕见的。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超群智慧和深邃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着巨大影响,他在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思考和筹划中国前途的匠思奇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有着超越时代跨越空间的雄伟想象力,展现了一代巨人的伟大风采。
环宇覆盖的磅礴气势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史,是一部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屈辱史。愤怒出英雄,国家的落后积弱与“三座大山”的深重压迫,激发了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改变中国“艰难的国运”和塑造“雄健的国民”为旨归,威武不屈,意志坚强,前仆后继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而殊死奋斗。毛泽东则是他们当中最为耀眼的一个。他在1917年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要探究宇宙之“大本大源”的理想和志向。毛泽东笔下宇宙之“大本大源”,实际上就是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真理,而其途径则要通过“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来达到。毛泽东认为这是“有大气量人”的历史使命,并把此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正是这样心存高远,气势磅礴。高明的战略家总是善于预测和设计未来,这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称作旷古未有的、充满惊涛骇浪、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的话,那么,毛泽东无疑就是一位洞悉情节的来龙去脉、从而精心编排剧情的天才总导演。秋收起义失败后,面对革命暂时的颓势,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尽管当时党内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但他认准方向,始终坚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所播下的革命火种,终于从井冈山燃遍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中华民族能否抵抗日本的侵略、将敌人赶出国门,这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疑虑。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考察敌我实际,提出了“持久战”的光辉思想,并绘出抗日战争战略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的蓝图。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再次处在新的转折关头,指出革命应该“两步走”,在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前,必须先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把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喻为上下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超越一般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举重若轻,不仅是站在中国看世界,而且是站在世界看中国。“西安事变”时,到底怎样处置被抓的蒋介石,一时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产生了深刻分歧,在危急时刻,他坚决主张保全蒋介石的生命与地位,这种以德报怨、一切着眼于抗日战争大局、从国家民族存亡角度来看待与处理问题的胸襟,令人叹为观止。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的全面封锁,他仍然谈笑风生,在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断言不是西方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帝国主义不过是纸老虎。1954年还曾对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说: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这种玩乾坤于掌上、泰山崩于面前不变色的浩然之气,又是何等潇洒凛然!而1972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尼克松时,第一句话就是:“台湾是小事,世界是大事。”不紧不慢说出台湾问题可以放它一百年,其气度令尼克松折服。
哲史通达的深邃眼光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代又一代精英分子,先后设想了一套套富国强兵的方案和采取过许多革新或革命行动。但这些方案和运动一个个都失败了,而只有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才最终获得了成功。毛泽东的成功在于他的那一套指导革命的思想方法,在于他既站在了哲人思维的高峰,又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然而,如果固守本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外来的和尚”还是可能念歪经。如何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了解中国历史,既熟悉过去的中国,更了解现实的中国,也就是懂得中国的国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批判地继承中国思想文化遗产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才是中国现代思想理论的最佳轨迹。这条道路为毛泽东所首创, 1935年他在党内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主心骨。

正是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同时又熟悉中国国情,毛泽东才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深邃眼光和独特洞察力。毛泽东所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苏联的城市革命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遭遇重重怀疑和阻力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一选择,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农村革命理论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也正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因此,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发动广大民众,重中之重又在于发动农民。毛泽东不遗余力,在广大革命区域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广大农民因此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成了中国革命的最大生力军。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想建立起一个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新型国家,新的国家需要有新的路线方针原则作为指导,就必须吸收历史中曾经有过的经验教训,防止历史成败周期律的重演。对此,毛泽东同样了然于胸。1945年7月,针对国民参议会参政员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律的疑问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944年3月,在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300周年所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曾写信给郭沫若,说:“您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关头,为防止革命出现骄傲情绪,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并修改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申和加强革命的纪律性。

作为一代中国贤哲传人的毛泽东,不仅有着高深的哲学造诣,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杰作,能够熟练运用辩证思维指导革命和战争,而且博古通今,善于从历史得失中明是非成败。在指挥运筹战争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为现实所用也为他所擅长。比如在研究古代战争时,他特别注意和强调中国古代战争中那些以弱胜强的战例和农民战争的成败规律,从前者的研究中,他强调主观指导的正确性是使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的弱军转成优势和主动的基本前提;从后者的研究中,他总结出黄巢、李自成那样的流寇主义,是历代农民起义在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原因。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以史为鉴,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也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航程。
把握枢机的高超艺术

毛泽东在指挥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革命中的复杂与艰险情况,他善于抓住那些关键性的环节和稍纵即逝的战机,及时转危为安,变弱为强,把握主动,将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

辩证法强调要善于从系统和整体出发来考虑问题,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强调矛盾的转化。从整体上进行战略运筹,战争与革命的诸多方面,就会被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大系统,并按照系统的要求,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把握住战略枢纽,围绕关键问题进行运筹和部署。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很好体现了他在进行战略设计时的这一思维特质。这篇著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感性具体,抽象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逻辑起点,乃是“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 这一基本判断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战争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的结果,它紧紧把握住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时代特点: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正是建立在对时代特点的准确认知上,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才超越具体表象,深入到了事物内在,看清了中国革命中的不利因素,又看到了革命中化不利为有利的大趋势。

从战略的具体运筹来说,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这种特质,尤其表现在他擅于捕捉机遇,适时推进战略转变上。中国革命战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向后期的正规战争、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从抗日游击战争向解放战争大规模运动战等多次重大的战略转变。每一次战略转变,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争中的枢机,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人主动创造的结果。毛泽东特别重视从变动中的国际国内条件中发现并创造战略转变的机会。如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面对国难当头,全国上下强烈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呐喊,毛泽东果断实施“逼蒋抗日”政治战略,使中国主流民意很快被扭转至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共产党、而与共产党携手抗日上来。后来的 “西安事变”,以和平方式圆满解决,国共合作抗日得以实现,它不仅成为中国国家命运的转机,使中国各派力量终于集合起来共赴国难,同时也为保存党的力量、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良好局面。

战略是一种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科学精神要讲究原则与规范,而艺术涵养则体现为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和对原则规范的突破。作为一个大战略家,一切应以国家利益与人类生存需要为基准,要敢于超越一切既定原则与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初推动中美和解上,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了他的这一天才战略家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美国和西方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中美两国长期处在对立中,但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形势和美苏力量对比关系的发展,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了微妙的变动,试图与中国改善关系,毛泽东及时发觉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迹象,果断把握机遇,呼应尼克松政府的要求,与敌人握手言和,一举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了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不利国际政治环境。
遇强更强的无畏斗志

毛泽东一生喜欢游泳,并多次畅游长江。20世纪60年代,他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

如果说毛泽东无畏于在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里搏击的话,那么,在革命、战争与政治的大江大河里,他更是敢于接受挑战。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漫长的革命战争的“长江黄河”里,在强敌面前,只有表现出更强的决心与勇气,才会压倒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气势。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8月间,蒋介石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商国事”,意图给共产党出难题。然而,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毅然接下了这个请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亲自带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令蒋介石措手不及。而毛泽东则充分利用这次闯入“虎穴”的时机,宣传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主张,与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唇来舌往,一番斗智斗勇,毛泽东与共产党赢得了广大民主人士的认同,中国革命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则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谴责和唾弃。

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对胜利和成功要靠斗争得来,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他那里,斗争绝不是在逞匹夫之勇,而更多是一种智慧,一种给自己增添勇气、而使敌人丧失斗志的方法。1959年4月,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引用《聊斋志异》里书生晚上与鬼斗法的故事,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他还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前途,毛泽东有胆量有意志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靠大无畏的斗争而得来;新中国刚刚成立,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扑,毛泽东义无反顾,果断选择出兵朝鲜,这让美国杜鲁门政府完全出乎意料;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毫不犹豫,果断炮击金门。

毛泽东曾说:“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毛泽东旗帜鲜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该斗就斗,不斗争就不会有国家安宁,不斗争就不可能抵御外侮。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与中国为敌,面对这种险恶的国际政治环境,毛泽东举重若轻,从容应对,“居安平两路”。在毛泽东那里,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统统不在话下。 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

毛泽东所领导和指挥的那场人民民主革命,是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去旧立新,当然就要创新,要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工具,来改变中国社会的旧制度。“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充满了创新精神。

毛泽东的创新精神,突出体现在他的超越意识上。在毛泽东心目中永远没有“天条”,他以孙悟空作喻,说他身上有“猴气”,这个“猴气”,就是指要超越一切既存规范规则,要突破所有教条束缚。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主张要敢于怀疑、敢于超越。1953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创新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那很危险。同年5月,他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人。

中国革命是一场极其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它的创造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也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的毛泽东的创造性。毛泽东以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卓越的智慧,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顽强的毅力和强烈的革命精神,积极投身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劳动,并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主体性贡献。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创新精神,也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创新需要有眼光,创新需要有恒心,创新也需要有承受挫折和困难的勇气。这些方面,毛泽东都体现了常人所难以达到的卓识和境界。1925年“四大”召开前夕,一直在广州从事国共合作事业的毛泽东,却突然回韶山养病去了,在那次会议上,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选上。他回家乡忙什么去了呢?埋头在那里搞起了农民运动,等他重新回到广州的时候,便已然是农民运动的权威。虽然他的那些农民运动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同,但毛泽东所设计的这条中国革命之路,才真正为中国革命奠定了方向。他对中国之道路的探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其他经验可照搬,无现成模式可作参照,新意迭出,异彩纷呈,并承受了无尽的压力,这种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为世间所罕有。

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断创造的一生,他说:他最不喜欢吃人家嚼过的馍。一生追求创造,是毛泽东的精神,是毛泽东的特质,也是他的力量和勇气的表现。
力挽狂澜的超常智慧

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有着力挽狂澜、越是在危急关头越显出超常智慧的非凡素养。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在长达五十多年的革命与建设生涯中,毛泽东一生经历过无数惊险事态,承受过各种各样的曲折过程,在许多时候,人们几乎已经感受不到希望,几乎以为再无前路可走。然而,奇迹却一次次产生了,没有什么困难吓倒过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看似绝望的情势面前,毛泽东总是能够正确领导党、军队和民众,置之死地而后生,在经过一番曲折后,屡屡化险为夷,创造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胜利佳绩。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从一开始,就遇到过巨大的挫折。1927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所领导的起义部队很快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的起义部队退却到湘粤赣边界坚持斗争的意见,获得多数拥护,前敌委员会遂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转兵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下,寻找立足点。这一关键性的决策,不仅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而且在实践上,开始了从进攻大城市到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则是另一个转折。1934年,由于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盲动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在蒋介石全力进行的第五次残酷“围剿”中,红军的反“围剿”遭遇了重大失利,不得不展开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的挫折也引起了红军上下的反思,1935年1月,红军在贵州遵义举行会议,毛泽东据理力争,系统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会议结束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和军队处于生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重新掌起了革命之舵,这是毛泽东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它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终于一步步转危为安,并到陕北建立起了延安革命根据地。

中国革命是惊心动魄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历程同样惊心动魄。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1969年冒着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威胁坚决打响珍宝岛保卫战,每一次都是对国家、党和军队命运的巨大挑战,但每一次都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下,迎难而上,最终取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挽狂澜于既倒,充分体现了大战略家毛泽东的智慧。
挥洒自如的浪漫色彩

战略的制定、运筹与把握,在需要有科学精神作指导的同时,又需要有艺术家的天才想象,讲究进退有节,伸缩自如,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保持灵活与弹性。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正是一位把玩战略于股掌之上,“谈笑间灰飞烟灭”,充满了神奇浪漫色彩的艺术巨匠。

晚年的毛泽东在总结自己时,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所谓“虎气”当然是指那种举重若轻、雄视天下的宏伟气概;而“猴气”,除了表示创造性外,还包括灵活性、策略性和想象力,即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可进可退、大胆设想未来前景的智慧与气质。毛泽东诗词中的那种奇诡、雄健、深远境界,实际上也是他进行战略运筹时的思想境界。在“喇叭声咽”“残阳如血”的悲剧气氛中,在布满弹洞和革命者鲜血的雄关旁侧,他对革命没有灰心,不曾丧气,而是立下誓言,“而今迈步从头越”,展露豪情要“安得倚天抽宝剑”、“万水千山只等闲”。诗是面向未来的,他的战略思维同样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现实的超越,他说“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还说“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又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事业,才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对未来的豪迈自信,不仅使毛泽东自己,也使他的同志和他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充满着战斗的激情和意志,始终众志成城、无坚不摧。红军们就是靠这样的信念和意志穿着草鞋不知疲惫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的革命者就是靠这样的信念和意志,历经艰难曲折完成了旷古未有的壮举,毛泽东就是靠这样的信念和意志,谱写了世界革命史上最雄浑博大的一曲乐章。

井冈山时期红军所遵行的军事斗争“十六字诀”,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毛泽东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家气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计一时之得,也不计一时之失,而是虚虚实实,实则实之,虚则虚之,避实击虚,出敌不意,就靠这套伸缩有机的战略战术,处于弱势的红军队伍,硬是一次次打垮了前来“围剿”的国民党正规军。红军长征的历程同样如一首旖旎瑰丽的长篇诗歌,这种宏大的战略想象力,使红军争取到了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自己也曾把“四渡赤水”之战,看作是他平生的“得意之作”。

高明的战略家清楚,得不一定是喜,而失不一定是忧。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及国共两党签定的《停战协定》后,下令三十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大内战。毛泽东再次在战略筹划中展现了他的诗人气质,在延安军民毫不示弱、纷纷表示誓死保卫延安革命圣地的情况下,他却作出决定,主动撤离了延安,连同先前所丢,一百零五座城市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正是这一令很多人难以理解接受的决策,保证了红军避实击虚、保存实力,并集中优势兵力,实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因此创造出更大的战略转机,为1947年“经略中原”埋下了伏笔。

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浪漫色彩,还体现在他一以贯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上。他是一位深具幽默感的革命者,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甚至在危急关头,都能够谈笑风生,笑傲强敌,无惧无畏,迅速定下排危解难的决心,拿出转危为安的办法。晚年为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与独立自主,他镇定自若,战略上藐视敌人。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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