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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淑贤:在毛主席专列上的日日夜夜

姚淑贤:在毛主席专列上的日日夜夜
姚淑贤:在毛主席专列上的日日夜夜

党的文献 1994年3期 第53页

我原是铁路部门的一名医务工作者,因工作需要从1953年到1964年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了近十年。对毛主席的伟大人格有了较多的认识,深为他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所感动。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他简朴的生活作风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尤其使人难以忘怀。

不寻常的乘客

1953年11月的一天,领导召集我们开会说,要我们执行一次既重要又光荣的任务,并说这是全国人民的重托,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党性保证完成好。同时宣布纪律,要求执行任务的同志,严守岗位,不准串车厢,注意保密。然而领导始终没说是哪一位首长要乘坐这次专列。这更加深了我的神秘感。列车停在车库里,我们住在列车上,每天检查车辆,维护卫生,学习列车工作常识,一直待命20多天。其间铁道部长膝代远、公安部长罗瑞卿,都数次来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说什么,但我心里想,若是毛主席来就太好了。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2月的一天下午,大约3点多钟,专列开出车辆段,停靠在当时的前门火车站。工夫不大,开来一串汽车,把许多书、文件、衣物、床上用品都搬上车安排好。我一看真叫吃惊,仅书就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二,堆得足有二尺多高,客厅沙发上、桌子上全是书。没有什么衣服,衣架上挂了一件打了补丁的旧睡衣。没有被子,只有两块灰色的旧毛毯,上面有许多被香烟烧坏的小洞。洗漱用具就更简单了,没有牙膏、香皂,只有当时很少见到的牙粉、肥皂,牙刷也没有多少毛,只有一把紫红色的梳子还稍微像个样子。我怎么也猜不出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乘客,外面很少见到的东西,他还在用。这使我很奇怪,也有点失望,大概不会是毛主席了。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又有几辆汽车开来,几个人登车后,专列便驶出了北京。第二天吃过早饭,卫士长李银桥望着我说:“你还没去看主席,应该有礼貌,应该见见主席。”我差一点喊起来,我怎么不想看毛主席?我早就想见毛主席了!
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幸福、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主席房间那道门的,实在是无法形容,当我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时,想向他老人家问好,可是喉咙梗塞了,什么都说不出来。主席向我伸出一只大手,我竟愣愣地没有反应,卫士长碰了我一下,我才如梦初醒,抢上一步,用两只手握住主席的手。毛主席的手很大,很厚,我的手显得太小了,用两只手才勉强握拢他的一只手。主席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等等,我竟一句也听不清,多亏卫士长在旁边当“翻译”,我才回答了主席的问话。主席笑着轻轻拍拍我的手背说:“我的口音难懂,是吧?多听听,习惯就好了。”
专列到杭州就停了下来,毛主席要下车了。他特意找到乘务室向我告别,并关心地说:“我们到了。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睡个好觉,谢谢。”

为毛主席补睡衣

毛主席外出视察是很深入的。这一次出去,一呆就是3个月。1954年2月底,列车又去接主席回京。这次我不在毛主席的车厢工作。途中我偶然去餐车打开水,主席正在用餐。我正不知所措,毛主席看见了我,立刻站起身招呼:“小姚,姚淑贤同志,你来了,你好吧!”说着主席向我走了过来。“小姚,快去,快过去呀!”卫士长李银桥捅我一下。我忙朝毛主席走去,主席还像我3个月前见到的那样,身体很健康,满面红光,面带微笑。我忙回答:“好,我挺好的。主席,您好吗?”主席笑着对我说:“好,好,一起来吃饭吧。”我说:“我吃过了,主席您快吃吧!别让饭凉了。”我又有些拘束、紧张,非常激动,直到主席回到餐桌,我才离开餐车。此时我真是思绪万千。毛主席一天到晚要处理多少国事党务,还要挤时间读书、看报,就连吃饭也手不离卷,而他只见过我一面,说过几句话,却能准确地记住我的名字,而且叫得那么亲切,显得那么熟悉,真是令人感动。
此次,我又被分配到主席车厢,和李凤荣同志倒班。接触多了,对主席和他身边的卫士们也比较了解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长筒线袜上那块醒目的补丁时,在我心中激起的强烈震撼。那天,他坐在客厅沙发上和我们聊天,漫不经心伸出两腿,裤管自然向上缩,于是露出了袜子上脚腕处一块针线很粗的大补丁。我望着那双粗线袜出神,心想:难道这就是全国人民敬仰的领袖的穿戴吗?毛主席发现我心不在焉,眼睛总盯在他的袜子上,就说:“不要觉得奇怪,现在还不知多少中国人穿不上这样的袜子哩!”一句话说得我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多么博大的胸怀!他心里始终惦记着世上受苦人。就在当天下午,卫士小封给我送来了一件睡衣说:“小姚,辛苦辛苦,主席睡衣破了,帮忙补一下。”我一看,那是一件黄格棉布睡衣,臂肘处磨得很薄,露出一个大洞。
“可是没有布呀。”我说。
“那不是吗?”封耀松指着小桌上的医用纱布说。
“用纱布?”我很为难,因为睡衣是黄格的,纱布是白的,补上去一定很难看,再说窟窿很大,怕补不上。
“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小封解释说。
“别逗了,现在还让主席穿这种睡衣,替他换一换吧!还有他穿的那双袜子,太不像样。”
小封说:“看来你还是不了解主席。我们也多次劝他换一换,他就是不换。他说不换,谁敢换?换了他会发脾气的。”
我只好用纱布为毛泽东补了那件睡衣。从我上专列一直到我离开,他老人家始终穿着这件睡衣。

不喜欢走回头路

毛主席一直保持战争年代艰苦生活的习惯,他的高级软包车厢睡床本来有弹簧软垫,但他让撤掉,改成木板床。枕头也是硬梆梆的,夏天热时不用枕席,垫张报纸,随便得很。但是毛主席随便中包含着严谨。他总是穿着长袖衫,长裤,长筒线袜,无论天气多热,也不曾见他穿短袖衫,裤腿也不曾卷起过。
毛主席经常叫我和李凤荣同他一道吃饭,有时在餐车,有时在卧车他的房间里。接触十几年,他一直吃红糙米,而且常在里面掺小米,黑豆或芋头。他喜欢吃粗粮、杂粮。饭量不大,但是吃得很快,可以说狼吞虎咽,而且边吃边看报,有时也听京剧,高兴时一边听,手一边有节奏地拍击桌子,跟着唱。他喜欢吃青菜,大口大口的吃,没嚼两下,就咽下去。吃饭没有什么规律,工作忙时一天就吃一顿饭。若讲口味,够咸够辣就行,辣椒和酱豆腐每餐必备。有一次饭都吃完了,他将筷子伸向酱豆腐,提起筷子时,半块酱豆腐连着表面菌丝拉得很长,像面条一样,毛主席稍一犹豫,把半块酱豆腐全塞嘴里。我说:“多咸呀!快吐了吧!”主席说:“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它!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干后悔的事。”

毛主席赠我一首古诗

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很关心,我们和他老人家谈话也很随便,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1956年夏天,毛主席去北戴河,列车刚启动,主席在客厅对我们说:“今天是礼拜六,你们有没有约会呀?”有的同志低头,有的同志在笑。“有,我有。”我脱口冒出两句。当时我看在场的人都不说话,我真有点后悔,不该这样冒失,可是话说出来了,是没有办法收回的。
毛主席望着我,面带微笑,亲切地说:“跟什么人有约会?”
我很不好意思,但又不能不回答,所以声音很低地说:“跟男朋友”,并告诉主席就是为他作食品检验的那个小吕。
主席开玩笑地说:“我怎么听人家叫他大吕?是因为个子高?还是脾气大?”话出有因,主席这样说是因为有一次小吕上车取检验样品时,在客厅门口和卫士长发生了冲突,被毛主席听到了。主席接着说:“他可很厉害,他有两张嘴。只要他手下留情就好。要不然把全部东西拿去化验,我们可要饿肚皮了。”主席这句话也是有来由的。因为有一次主席看见吕宝璋写的检验报告内容:“送检验样品经检验未发现×××。”主席当时风趣地说:“他给自己留了后路啊。”
大家笑了,沉默了一会,主席忽然想到了什么说:“哎呀,搅了你们的好事,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主席皱着眉头,还有些着急的样子。
“说好了去中山公园玩,在门口,不过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你告诉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啊!要是不见不散怎么办?”主席望了望窗外又说:“你就连个电话都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告诉其他的人。”我又接着说:“没事的,我们在一个处工作,他一会到专列上来采样,就知道了,我有任务,他会理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久了会出误会的。”当时我认为这事说过去就完了,谁也没有议论它。晚上,我给主席把削好的铅笔送去,转身要离开客厅时,主席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给小吕看一看。”毛主席将顺手写好的诗交给我: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踌躇
我一看是首古诗,忙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没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主席说着,做了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我从客厅出来,心中很不安。既然有纪律,还是应该讲清楚。我找到卫士长,把刚才主席的原话向他作了汇报,并把古诗拿给他看,卫士长笑了笑,对我说:“那就收藏好,带回去吧!”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只有这么一次带走了他写的文字。而这次“违反纪律”为我的生活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它记录了领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人总是要死的

不久,我与小吕结婚了,我告诉了主席。他老人家详细地询问我爱人的一切情况,我都如实地说了。当我告诉他小吕考入大学去念书时,他问我在哪所大学,情况如何。我说:“在医学院,不在北京,在石家庄,他学习成绩很好,又注意体育锻炼。”主席听得很仔细,他高兴地说:“我喜欢这样的年青人,有志气。告诉吕宝璋同志,要多学点本领,将来好为人民服务,以后有机会我还要见见他。我身边的小伙子,送他上学他还不愿去。”我说:“那是舍不得离开您老人家。”主席说:“哪有不离开的道理?我死了也要离开的。”当时我没有想到主席说出这样的话,就说:“主席您别这样说。”主席说:“怎么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人总是要死的,毛泽东也是要死的。”以后我才知道主席要送小田去上学,因他不愿离开主席,没有马上表示同意,主席有些不高兴。

毛主席哈哈大笑

毛主席的习惯是下午睡觉的时候多,而夜里和上午是他学习、工作的时间。他老人家坐在那里写东西,批阅文件,或躺在床上看书,看报,能连续几个小时不中断。有时我把削好的铅笔送去,他都不知道,头都不抬。凡遇这样的情况,我就悄悄地进去,悄悄出来,不能打扰。有一次,我又送东西进去,看到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主席吸烟弄得屋中烟雾腾腾。我向桌上看了一眼,发现主席正埋着头,一只手拿着点着的香烟,另一只手在写着什么。烟灰掉在旁边的线装书《史记》上,把书角烧了一个小洞,他仍专心致志,竟未察觉。待发现心爱的书被烧了,主席心疼不已,连连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劝他休息一下,他问我什么时间了,我告诉他,早上8点了。主席说:“好,那好,就休息一下吧!”我把主席扶到客厅,这时李凤荣休息后,也起来了,我们就家长里短地聊了一会儿。火车上生活本来就单调,主席不分昼夜地工作,在我们看来,他的生活就更清苦了,更单调了。他对我们这些小同志关怀备至,恋爱、婚姻、学习和思想,都想得很周到,跟随他多年,确实有点像生活在父亲身边一样。大家都千方百计地想使他能轻松一下。当时我对主席说:“我有个同学会唱小调,我学会了,唱给您听一听吧!主席说:“好,好嘛,就唱一个吧!”我就开始唱:

(唱)月牙渐渐高,风吹杨柳梢。蒋介石坐台湾,一阵好心焦。嗯嗳哎嗨哟,一阵好心焦。(白)心焦什么呀!(唱)提起我心焦,心焦又肉跳,那不是共产党,要把我打倒。嗯嗳哎嗨哟,要把我打倒。

我一边唱,一边看主席。这种小调,声调平平,又没有什么乐器,再加上我也不十分擅长唱歌,所以主席开始好像也不太感兴趣。但我已经唱上了,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唱下去:

(白)你不会打吗?(唱)提出把仗打,打仗好伤心。枪一响我的兵,投降把枪扔。嗯嗳哎嗨哟,投降把枪扔。(白)你不会再抓兵吗?(唱)提起我抓兵,抓得好干净。和尚老道都让我抓干净。嗯嗳哎嗨哟,都让我抓干净。

没想到当我唱到和尚、老道全都被抓干净时,主席哈哈大笑,笑得特别开心。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和安慰:他老人家总算松弛了一会儿。当时的气氛非常和谐,主席、李凤荣和我,聊得特别来劲,正开怀大笑时,侯波同志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主席很喜欢这支歌,以后我又为他唱过多次。

我请客,毛主席付钱

有一次随主席外出,我们坐在客厅和主席聊天。列车快到天津了,主席看看我说:“快到你家了吧?”
我朝窗外望望说:“大约再过半小时,就能到天津。”我是从小随父母在天津长大的。
主席问:“天津有什么特产?”
“大麻花,狗不理包子。”我回答。
主席问:“为什么叫狗不理?”

我说:“传说很多。一种传说是,过去有一个小包子铺,做出的包子很好吃,可是店铺很小,有钱的人根本不去,净是做小买卖的、拉车的去,总而言之,都是劳动人民去吃,挣不了多少钱。老板一气之下,就给包子起了一个名字’狗不理’,谁不吃他的包子,就骂谁呀。”
主席说:“我们快到天津了,可别挨他的骂。小姚,你请我们吃包子吧!”
我说:“好,我请。”
主席说:“我们的人可不少啊!”主席用手朝前后车厢一挥,意思是包括所有车上的人。
我说:“行,没问题。”根据我的经验,只要时间合适,路过这里,总要从下面上点包子。因主席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所以他很少吃到。
列车到达天津站,果然上了狗不理包子。主席问张管理员:“交钱了没有?”
“交了。”张管理员一边回答,一边出示发票,请主席过目。
“那好,大家都去餐车吃包子。”接着又开玩笑地指一指我说:“今天是小姚请客,我掏钱。”
那一次,主席吃得很开心,还特意要了一盘炒辣椒就着吃。

毛主席在天津过“五一节”

吃包子的第二天正是五一节,事先我们谁也不知道主席要在天津过五一。那天主席起得很早,在去观礼台前,主席对我说:“小姚,我们在你家过五一节,走吧!我们一起去观礼台。”当时我别提多高兴,和毛主席同坐一辆汽车去观礼,这还是第一次,尤其还是在我的家乡。游行开始了,有仪仗队,有舞蹈,有耍狮子的。最可笑的是大头秧歌队,每人带一个假大头,化妆成老头儿、老太太、小伙子、小姑娘、小娃娃等等。当走到观礼台前时有的人停下,把假大头摘下来,高呼毛主席万岁!队伍里显得有点乱。回到火车上,主席说:“是不是戴上那个大脑袋,看不见路了,才摘下来?”我说:“不是,带上头罩,看东西有局限性,但路还是看得见的,他们就是想看一看主席。”
从南方回京,我收到妹妹从天津寄来的信,她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来天津过五一节,她参加了大头秧歌队,大家为看毛主席,走到观礼台前把大头罩都摘下来了,因走得很慢,队伍有些乱,回学校后受到了领导的批评。虽然受了批评,但看见了毛主席,值得。我上车见到主席,把这事告诉他老人家,还把信拿给他看。主席说:“她看到你了吗?”我说:“她不会看见我,离得远,因为有纪律,我从没和家里人说过我在您的专列上工作。”主席说:“看来妹妹不如姐姐遵守纪律,她是一个小无政府主义者。”

“不要打我的旗号”

年轻人到一起,有说有笑,也有翻脸的时候。我记得1962年冬天专列由南方回来,那次外出李银桥不在,由张仙鹏代理卫士长职务。他尽职尽责,将我指挥得团团转。
“小姚,屋里温度高了。”张仙鹏招呼我。
“根本不高,你看温度表。”我当时正忙着什么事,随口应道。
“高了,高了,主席工作紧张会感觉热。”
我放下手里的事调了一下温度。工夫不大,张仙鹏又来了,皱着眉头说:“小姚,怎么搞的?温度又低了。”
我真有些不高兴,便大声说:“刚才不高,现在也不低,德国车密封好,保温好。”
“你看一看温度计。”
“不用看,低不了。”
张仙鹏也不高兴了,声音高起来:“你这个同志怎么搞的?说低了,你就不听。”
“不可能低。”我说着走出门,来到走廊。
“主席感冒你负责。”
我立刻火了。也许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老人家很喜欢我们,照顾我们,久而久之便有些任性。我就在走廊大声嚷起来,“得了,得了,你了不起,你说了算行不行?下次别喊毛主席万岁了,就喊你张卫士长万岁吧!”不料这话被主席听到了,当时他没有问我,第二天去给他送削好的铅笔时,主席微笑着,和蔼地对我说:“小姚,怎么发火了,是不是我身边的人给你找麻烦了?”
我慌忙说:“没有,没有,我们是在开玩笑。”
主席始终微笑着,但是很认真地说:“如果他们打着我的旗号给你们找麻烦,你就批评他们,不要讲情面。”
还有一次,主席和我们聊天时说:“我身边的小伙子,找对象,找了活蹦乱跳的女演员。”手指着在坐的小田、小封。
我知道小田、小封经常跟随主席参加舞会,和参加舞会的女演员搞上了对象,后来都没搞成。主席接着说:“你们就以你们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的。你一个月才40多元的工资,不行,很快就会吹的。”
主席这番话,给我印象很深,从中受到很大教育。后来我离开主席,到新的工作岗位,从来没向别人炫耀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历史。

还是叫她回这里来工作

在专列工作六七年,专业快丢光了,很想回原单位。1959年我被调回防疫站工作。毛泽东乘车时,发现我不在,便问李凤荣:“小姚怎么没有来,她病了吗?”李凤荣告诉他,我已调防疫站工作去了。主席沉默片刻说:“你回去代我向小姚问好。”后来主席给我写了一封信,祝我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这封信被当时领导压下,始终没交给我。主席知道后很不高兴,亲自找来专运处王处长说:“小姚在我这里工作多年,熟悉了,还是叫她回这里来工作吧。”
那时主席正在上海开会,我乘普通客车赶往上海,回到了毛泽东的专列上。我才离开几个月,可是感觉上就像离开几年、十几年似的。我毫无拘束,像久别的女儿见到了父亲一样。毛主席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你回来了。听说你回来,我很高兴。身体好吗?我给你写了信,他们没交给你。”
“好。”我用力点点头,眼睛有些湿润。
“在外面搞什么工作?”主席又问我。
“我在防疫站上班,搞工地卫生。”
主席说:“好,那好,多接触接触工人同志好。”主席频频点头。说着用手指着我和李凤荣说:“为了欢迎小姚,晚饭请你们两人在我这里一块吃。”
晚饭仍然是红糙米,两盘青菜,一碟红辣椒和酱豆腐。主席指一指小桌子上的菜说:“辣子放我这边,菜嘛,就放在你们那边吧。”我们就像一家人吃团圆饭一样,都很高兴,聊得很开心。

青年人更应注意身体

1963年秋天,我们随主席去南方,途中列车停在济南。有一天早晨我起床去吃饭,路过主席车厢,没想到主席坐在客厅里。我因饿走得很快,当我发现主席坐在客厅里,想慢走时,已经来不及了。虽然那天主席还没有睡觉,但看来情绪很好, 他问我:“你干吗走这么快?’ 我说去吃饭,主席又问:“几点了?”我告诉他8点了。 我边走边说,没有停下来。(转贴者按:看看今日,但凡是那么大小的一个官,发出“招呼”后,一个小小的服务员可以“边走边说”地回应么?可谓两重世界。) 当我吃完饭回到主席车厢时,毛主席还坐在客厅里。他问我:“吃饱了?’我回答:“吃好了。”主席打趣地说:“看样子就知道吃饱了,坐一坐吧。”当我坐在主席对面沙发时,主席问我:“8点钟,你就饿了?”我告诉他我们因工作换班的关系,白天吃两顿饭,夜里两点吃一次夜宵,我不习惯吃了夜宵就睡觉,所以有时早晨就饿醒了。
主席又关切地询问其他同志是不是也不吃夜宵就睡觉?他还仔细地问白天两餐饭都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上午9点开始,下午4点30分开始。”他说:“你们年轻人不吃夜宵不好,这段时间比较长,长期下去对身体不利。”说完他沉默了,我怕他放不下这件事,忙说:“我们都习惯了,我们都很年轻,没问题。”主席叮嘱说:“青年人更应注意身体,因为以后工作的时间还长着呢!没有好身体是不行的,平时还要注意锻炼。”他沉默片刻又说:“你把汪部长找来。”汪东兴部长来了后,他对汪部长说:“列车工作人员很辛苦,以后下边有活动多让他们参加参加。你告诉他们,我要和他们照像。”因为很急,我们都没有换衣服,大家都穿着工作服和主席合影留念。
列车到长沙,大家下去参加晚会,我们几个人在车上睡觉没有去。主席没见到我,就问李凤荣同志我为什么没有去。小李告诉他说我在车上睡觉。主席便叫卫士专程到列车上把我接下去参加活动。主席见到我后对我说:“休息不光只睡觉一种方式,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是很好的休息。”主席对我们的工作从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和批评,总是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和感谢。
1964年初专列到广州,主席要下车了,我告诉主席因要休产假,以后可能不能上车了。主席注视我片刻,笑了,说:“那是大喜事。”他望着我说:“小姚,那么我们合个影吧。”我很激动,眼睛立刻涌起一层泪花。这正是我最大的愿望啊!这张照片给我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我在毛主席专列上工作的日日夜夜,做的是些服务性的工作,行车没有规律,生活可以说相当艰苦,但是毛主席的高尚品德,对我的关怀和教育,却是终生难忘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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