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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自述–我同毛泽东的几次交往

冯友兰自述--我同毛泽东的几次交往

冯友兰自述–我同毛泽东的几次交往

作者:冯友兰

我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我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过了几天,有一个解放军骑着摩托脚踏车到我家,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的下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毛”。我知道,这是毛泽东派专人给我送回信来了。信的原文是: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我不料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

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有一个会开汽车的朋友告诉我说:开车开到熟练的时候,车就像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车的四个轮子,就好像自己的两条腿一样。一个人在人丛中走来走去,但不会碰倒一个人。一个会开车的人,在众车之间行走,如果车像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决不会碰车。哪个地方车能钻过去,哪个地方钻不过去,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就可以决定的。我想,一个战士用他的武器,到最后熟练的时候,也会觉得他的武器就像成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手脚一样,达到这种程度,就叫做“化”。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说出那样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如果这样,那就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

1957年4月11日,是叔明的二姐任锐同志的“忌日”,我同叔明到任锐的墓地(万安公墓)去扫墓,回到家里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钟了。刚一进门,就接到电话,说是毛主席的秘书打来的,说毛主席请我去吃午饭,客已经到齐了,请我马上就去。我向学校要了一辆车就去了。到了中南海颐年堂,看见了金岳霖、郑昕、贺麟,他们先已经到了。那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们都坐在西头那一间内谈话。毛泽东问我说:“方才找你找不着,你是在上课吧?”我说:“不是上课,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说:“任锐同志是孙维世的妈妈。”我说:“是的。”接着,胡绳也到了。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打过笔仗的人。”毛泽东问郑昕是哪一省的人,郑昕说是安徽的。毛泽东说:“你们安徽出过曹操,曹操是个大人物,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粮食的重要。”说着,就起来往屋子的东头那一间去吃饭。江青也带着小孩们从后面出来了。她那时候看着是一个家庭妇女的样子,吃完饭就又带着小孩们到后边去了,终席没有和客人们谈过一句话。照当时的座位次序看起来,那一次的主客是周谷城。在端上饭来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吃饭以后,又回到西头那一间去谈话。客人们中间有一位人民大学的同志,说他写了一篇关于逻辑的文章,报刊压着没有发表。毛泽东很不以这些报刊为然。这位同志就向毛泽东汇报他的看法和他的文章内容,他讲的时间相当长,毛泽东始终注意倾听。别的客人都很着急,因为他们都想听毛泽东的议论,可是时间被占去了。这位同志一讲完,毛泽东就站起来了,客人们也只好跟着站起来。毛泽东把客人们一直送出丰泽园的大门,看着客人们上车。

1957年毛泽东的那篇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我当时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讲的时候,正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的时期,出席大会的委员都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他的讲话。他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会场中的空气非常活跃。在以后听众的发言中,马寅初讲了人口问题、节制生育的重要。

我也应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我和毛泽东是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家里开,由他主持。当时我已经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那一篇文章,其中说,一个命题有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抽象意义可以继承,而且实际上我们已经继承了。我们常说“学习”,还有一刊物名叫《学习》。孔子所说的“学习”的内容是诗、书、礼、乐、春秋,或者是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它的具体意义,这是不必继承也不可继承的,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继承。毛泽东一看见我进去,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开会中间,毛泽东叫我发言,我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我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在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这一段经过,使我联想到1949年徐老给我说的那几句话:“过去的事情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共事了。”毛泽东叫我参加党的会议,这就是认为可以共事了。原来共产党叫徐老对我做思想工作,经过了将近十年,才算是达到目的。可见过去的事是不容易说清楚的,思想改造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见效的。毛泽东说,不可以简单化。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后来正是把这些不可简单化的问题简单化了,而且把简单化推到了极点,这就形成了十年动乱的浩劫。

1962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我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一点我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和将来的计划。当时的执行主席是陈毅,事后有人告诉我说,陈总说我的发言很好,其中讲的有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到闭会那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我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来就座的时候,看见我,就拉着我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我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了老态。”他又问了一遍《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的情况,并且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我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言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在这一次谈话中,无论是就谈话的内容或谈话的态度说,毛泽东都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回家以后,我写了一首诗: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1963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闭会的时候,毛泽东又接见。闭会之后,主持会的人,送我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的是毛主席和我握手时的像,也照上了其他一些人,一个是周扬,一个是刘大杰,一个是周予同。我就此作了一幅对联:

执手感关怀,三人并列文、史、哲;

集会明任务,一笔齐扫帝、反、修。

这是副“绝”对。刘大杰是搞文学史的,周予同是搞历史的,我是搞哲学的,这就是“三人并列文、史、哲”。下联对帝、反、修,但不能再出现“三”字,就来个“一笔齐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