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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我们在一个战场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个战场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个战场

王政柱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是解放战争进入关键的一年,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年,也是西北解放战争最困难的一年。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年。我当时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工作,是陕北战场和全国解放战争,在毛泽东指挥下由防御转入反攻,这一伟大转折的目击者之一。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伟大统帅毛泽东的怀念。

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推翻腐败的封建独裁统治,争取自由独立解放的大决战,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最后的大决战。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被我消灭的正规军66个旅,加上非正规军共71万余人),1947年春国民党蒋介石改为对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妄图断我两臂,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当时,蒋介石动用了34个旅,25万余人进攻陕甘宁边区,其中以胡宗南指挥的蒋介石嫡系15个旅,在数十架飞机配合下,直接向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的延安发动进攻。这时边区只有临时组织起来的,以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简称西野)司令员、政治委员彭德怀指挥的6个旅,25000人。敌我力量为十与一之比。根据当时党中央指示精神,西野的任务是坚决钳制胡(宗南)军,不使其转移兵力到华北和中原地区。

3月18日,即胡军进占延安的前夕,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才撤离延安。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的去向处境为全党全军极大的关注。从指挥全国作战适中、环境安定和安全考虑,党中央机关到华北任何一个地区,甚至只要过了黄河,也比在陕北好一些。3月25日,西野于延安的青化砭首次歼灭胡军第三十一旅,27日毛主席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说:“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4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央决定: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对中央的决定,既是高兴,又有些担心。担心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在敌人首当其冲的“重点进攻”情况下的安全和生活条件。因陕北部队少,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更少。情况较紧时,彭、习曾向中央提出过派部队增强中央机关警卫力量,但都被中央谢绝,连缴获美式卡宾枪也不愿接收一枝。彭总回忆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许多人担心毛主席的安全,毛主席回答说,只要我们越打好仗、越多消灭敌人,我就越安全。彭总说,今天我们也是这个道理,最好的办法是打好仗,消灭敌人,打垮胡宗南军的进攻,用实际战斗行动来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边区野战部队虽然少一些,但部队在“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号召下,确实打得英勇顽强,打得好,经常受到毛主席的嘉奖表扬,给西北野战军以高度评价。

敌人占领延安后,从3月25日至5月4日四十天内,西野部队在延安以北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连续打了三个歼灭战,消灭了敌人三十一旅、一三五旅、一六七旅,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刹住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猖狂气焰。4月14日,毛主席通报说:羊马河的胜利“给胡宗南以重大打击,奠定了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实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

为配合晋南陈(赓)谢(富治)集团南出陇海路,策应中原、西北,陷胡宗南两面作战的境地,西野于8月上旬进攻榆林,8月20日在刘戡、董钊两个兵团之间的沙家店消灭胡军三个主力师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8月21日,毛主席发出《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转变》的指示说:“刘戡率七个旅进至镇川堡葭(佳)县一线,另三个旅进至绥德一带,我军集中八个旅昨日拂晓出击三十六师于镇川堡乌龙铺之间,黄昏解决战斗,除小部逃脱外,该师主力被歼。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谢南进。”

西野由一次消灭敌人一个旅发展为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师的兵力。10月11日,西野进攻清涧,又消灭敌人整编第七十六师,首次俘虏敌人师长廖昂中将。

七个月的作战,西北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人的变化。蒋介石、胡宗南向陕北发动的重点进攻,经过西北野战军一系列打击,使敌人处于虎头蛇尾,由一心“消灭陕北共军”,至少把我军“赶过黄河”的企图落空,转为节节溃败,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七个月,对边区人民、解放军也是一个艰巨的考验。陕甘宁边区属于西北黄土高原,人口稀少,人民生活贫穷,人民为解决军队吃粮和支前任务,负担十分沉重,加上敌人进攻摧残破坏,更是苦上加苦。彭总五月一日报告中央:“敌人三光政策,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军队补兵主要靠补充俘虏(习惯称为“解放兵”),截止1948年上半年,连队“解放兵”占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用胡宗南的兵打胡宗南”。因部队少,战斗频繁,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息。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是拖不住胡宗南的。只有消灭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达到粉碎敌人的进攻,最后战胜敌人。边区经济基础薄弱,作战条件受到一定的限制。兵少了,没有实力,是难以扭转敌我态势,可是部队多了又养不起来。到了1947年后期,这个矛盾愈显得突出。中央原来命令陈(赓)谢(富治)集团于6月底7月初西渡入陕作战,7月19日,中央改陈、谢集团为南渡(7月27日陈、谢集团由“彭、习序列”改为归刘、邓直接指挥),除战略上原因外,粮食也是其中原因之一。1947年底,仅有的西北野战军,如果不是从晋西北接济粮食,两个月的冬训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就是从苦海里锻炼出来的。战胜困难是革命的光荣传统。西北野战军在毛主席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直接指挥下,克服各种困难,团结战斗,始终保持着战胜敌人的旺盛士气,有苦不叫苦,以苦为荣。只抱着一个希望:“消灭敌人,早日解放大西北。”

10月11日,毛主席发给各大军区、各野战军的电报,对西北战场情况作了科学分析总结。电报说:“西北我军在彭德怀副司令指挥之下,包括地方三个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为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分村镇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军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这一经验,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

10月11日,西野攻占清涧据点后,延安以北只剩下榆林孤立据点。彭总考虑到西野下一步行动方向是南下关中,不如趁西野在北线的机会搞掉榆林,以解除中央机关后顾之忧。经中央同意,于10月27日进攻榆林。我围攻榆林期间,敌人飞机每天数十架次昼夜轰炸。原来分析我攻榆林时胡军增援的可能性小,但没有预料到宁夏马鸿逵部会来增援(18师师长马敦静指挥步骑兵十个团,号称三万人),另邓宝珊率傅作义驻绥远部队暂编第17师和一个炮兵团由东胜经扎旗南援。11月15日,我阻击东援之敌于榆林城西六十里之元大滩。沙漠缺水、寒冷,夜间露营、粮食严重困难,乃放弃攻榆,没有实现预期目的。

1947年12月4日至1948年2月4日,西野在绥德、米脂地区进行冬季整训。中央对这次整训“诉苦”、“三查”运动极为重视,被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2月5日,西野南下,2月29日至3月3日宜川大捷,歼敌胡宗南部精锐整编第二十九军(兵团)军部、整编第二十七师(新组建的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编第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及整编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共三万人。击毙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等。

3月2日,中央致彭、习贺电:“庆祝你们南线进攻,全歼胡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整编二十七师、整编九十师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解放大西北而战。”

3月7日,毛主席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称南下“旗开得胜,声威大震”,“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的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总观全局,说明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消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拼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4月中旬,西府战役,攻占胡军后方基地宝鸡,第二次歼灭整编七十六师,击毙徐保中将师长。在西府战役影响下,4月23日收复延安。25日收复洛川。

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从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到1948年3月22日,毛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由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进入华北,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在陕北时间是一年又五天。这是伟大而光辉的一年,是可歌可泣的一年。边区全体人民、人民解放军能够同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中央领导在一个战场同生死共患难、直接接受中央指示和关心,感到莫大的荣幸。

正当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的情况下,党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这是一个非凡的决定,显示党中央、革命领袖的伟大气魄。中央在陕北的一切举措都是留给后人的典范,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不畏强敌,不畏艰险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有坚定胜利信心的表现。国民党在美国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拥有现代化装备和运输工具,除东北外占据全国的所有大城市和海港。侵占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的延安后,国民党动员一切舆论工具来打击共产党的声誉和影响,叫嚣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

党中央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发出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适得其反。”“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出:“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形势发展完全证明毛主席的预见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蒋介石这个看来庞然大物,在英勇的人民力量面前落得一败涂地,土崩瓦解,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二、共产党依靠人民、坚信人民的力量。党中央留在陕北,是对陕甘宁边区人民的信赖。中共中央关于决定中央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的通知说:“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最根本的是群众条件好。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保持到最后的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人民是久经考验的人民,边区是全国主力红军的“落脚点”,又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投入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为了保密,中央机关编为部队代号“三支队”,司令员为任弼时,代号“史林”,政治委员为陆定一,代号“郑位”,毛主席代号为“李得胜”,周恩来副主席代号为“胡必成”。中共中央驻在陕北有十二个年头,毛泽东的名字不仅家喻户晓,毛主席的照片、挂像也是普遍的,亲自见过毛主席的人也不少。真正掩护中央机关、替中央机关保密的是老区革命群众。依靠人民、扎根于人民的观念,在老一辈革命家是根深蒂固的。8月21日,毛主席通报中央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安全转移到榆林东南一面二十里的梁家岔时,特别提到这里是“老苏区”,表达对“老苏区”的深情厚意。又如3月25日青化砭消灭三十一旅战斗中,西野部队两万人进出伏击阵地往返三次,头一天扑了空,有的人泄了气,认为一定是老百姓“走漏消息”或向敌人“告了密”,彭总向部队动员反复解释,一定要相信老区群众在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要自己动摇决心。事后证明是敌人因补给耽误了一天。老区人民不愧为久经革命锻炼、觉悟高,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老区不少的支前民工一直跟着部队进军新疆后才回来。

三、毛主席率领精干的中央机关,在战争动荡的情况下,指挥全国作战,处理了许多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及时地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工作效力之高实属奇迹。

中央留在陕北,正是西北解放战争最困难的一年。生活艰苦、环境动荡,给工作上带来很多困难。在作战转移中严重影响中央安全的有两次。一次是6月4日,董钊、刘戡各率四个旅向安塞和保安(志丹)地区“清剿”,这时中央机关尚在安塞靖边交界的王家湾、小河地区,西野部队在陇东庆阳、环县地区作战。另一次是7月底,西野为配合陈、谢集团南出陇海作战进攻榆林,蒋介石亲自飞延安督战,组织董(钊)刘(戡)两军及“快速兵团”(钟松指挥的三十六师)援助榆林,进而要“聚歼共军于榆(林)、米(脂)、葭(县)三角地区。”中央机关从8月1日由小河地区出发经绥德、米脂向东转移,连续长途跋涉,尤其是进入葭县后情况十分紧张,彭总除命令左翼阻击刘戡部的许光达第三纵队负责保障中央机关绝对安全外,还通过电台和侦察手段具体掌握中央机关行动方向的敌我情况。直到中央机关安全到达梁家岔才松了一口气。8月21日,毛主席为了回答各地区对中央机关的安全极大关注,向各大区、野战军发电报说:“我们自靖边之小河、石弯、绥德、米脂、葭县、通秦寨附近,二十日移至榆林东南一百二十里,镇川正北八十里之梁家岔(老苏区),与主力会合,大家都安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及中央机关同志们的辛劳程度可想而知。

中央为指挥全国解放区作战、分析形势,制定战略方针,各项政策,发出党内重要指示,中央会议报告讲话以及评论文章等等。4月,毛主席《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7月,中央小河(靖边)会议(确定西野和陈、谢集团行动方针,恢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确定由陕甘宁、晋绥两区人力物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组建西野前委等);10月,毛主席《关于西北战场作战经验》;12月,中央杨家沟(米脂)会议,通过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提出战胜蒋介石的十大军事原则;1948年1月,中央亲自指导西野首届前委扩大会议(西野九个月作战总结和新式整军);3月,毛主席《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等。毛主席和他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副主席为了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远见卓识、呕心沥血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尤其是一切高级领导、革命家认真学习。

四、榜样是无穷的力量。党中央留在陕北和边区军民同生死共患难是对边区军民克服困难,坚定战胜敌人的胜利信心以极大的鼓舞。环境越艰苦越能磨炼人的意志。环境虽苦,心是热的,全体军民真心实意,竭尽全力关心爱护中央、毛主席,上下一条心战胜敌人的力量是无比的。军队饿着肚子打仗,群众饿着肚子献出自己的救命粮给人民子弟兵,都是抱着今天苦是为了明天过好日子。只要想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同我们一样受苦,大家就心悦诚服地再苦也不叫苦了。经过教育补充的俘虏兵也提高了觉悟。歼灭刘戡兵团的宜川战役的俘虏兵不愿意吃我们当时用钢盔、瓦罐煮的玉米粒、土豆,说这“是喂猪的,不是人吃的”。我们的“解放兵”对他们说:“我们先前同你们是一样的,是给当大官卖命的,吃得虽好一些,可是老打败仗。现在是为自己解放打仗,吃的虽然差一点,尽打胜仗。”说得俘虏兵无言以对。

最大的鼓舞莫过于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到部队慰问祝贺了。刚打下蟠龙、消灭胡宗南起家的“天下第一军”的167旅。5月13日,毛主席派周恩来副主席和陆定一同志由王家湾到真武洞(安塞)西野司令部,代表毛主席、朱德司令祝贺“三战三捷”胜利,并参加5万人的群众庆祝大会,周副主席一出现,欢喜若狂激动人心的场面,“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山谷。这是敌人占领延安后第一次见到中央首长。

消灭胡宗南主力之一第三十六师的沙家店战斗刚结束,8月22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到中央所在地梁家岔会见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向中央首长汇报情况,并对中央机关这次长途转移表示敬意。23日,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到前东元西野司令部亲自来慰问祝贺沙家店战斗胜利,非常高兴地同正在参加开会的旅以上干部一一热情握手。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虽然比在延安时晒黑了一些,瘦了一些,但身体更结实健康。毛主席勉励同志们说:“这一仗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了。”被接见的干部,无论是过去见过毛主席,还是没有见过毛主席的,都没有想到在陕北战场见到毛主席。在战场见到毛主席更显得亲切、更有意义。认为这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是一种特殊荣誉的享受。作为解放战争伟大历史时期,在战场上见到毛主席对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非常遗憾,这么重要的,同最高统帅亲切的会见,当时没有照像机留下纪念的照片。毛主席的慰问祝贺传达到每个部队,无不兴高采烈,久久传为佳话。

历史证明,有可靠的人民,又有人民信赖的伟大领袖,有忠于党、忠于人民,作为人民利益捍卫者的人民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历史也是无情的。中国人民为了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换来了解放战争翻天覆地的胜利。胜利来之不易。胜利后,又经过将近半个世纪,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伟大的胜利,但也经历了坎坷、失误和动乱。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清政廉明,团结奋进,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珍惜光荣历史,保持红军的本色,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