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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浙江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浙江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浙江调查研究

王芳

毛泽东多次来杭州,总是用大量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

在王家水碓村调研农业合作社问题

解放初期,浙江和全国一样,是国民党丢给我们的一个烂摊子。浙江又是人多地少的省份,不仅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耕作管理方法落后,而且旱灾、水灾、风灾、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全省农村有三分之一时间严重缺粮,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全国农业生产情况也很差。

这对农村的稳定和新政权的巩固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他反复对我们说,共产党打江山,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解放前浙江是个缺粮省,今天我们一定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

为此,毛泽东不仅多次找省里领导了解农业生产情况,还亲自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1954年初的一个早晨,又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说去新登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睡梦中,毛泽东和我们随行人员分乘4辆轿车来到新登。下了车,我们一行在乡间便道上又步行了一二公里。那时天气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脚踩在路面冰碴子上,咯咯作响。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我请毛泽东戴上口罩。毛泽东戴上口罩后,便大步进了村。这个村有10多户人家,由于村民大多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名叫王家水碓村。1953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毛泽东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

毛泽东亲切地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毛泽东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后来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毛泽东:“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稻,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毛泽东了解了连作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毛泽东戴了口罩,王关林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泽东。这时,王关林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我催毛泽东回去。毛泽东说:“不忙。”他又向大家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毛泽东和农民在一起交谈,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就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临走时,不少干部、群众拥着毛泽东送到村口。直到20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年初到村里来调查合作社的大干部就是毛泽东。

在从王家水碓村回来的路上,毛泽东对我们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除了王家水碓村,毛泽东在杭州期间,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农村,听取当地领导汇报,亲自走下农田,步入农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毛泽东那种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深入群众的领导作风,深深激励着那个时代的广大干部。

在专列上与五位地县委书记座谈

毛泽东搞调查研究,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他说:“别人吃过的馍不香。”就是听汇报,也不要你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汇报。他问,你回答。毛泽东问得很具体,要求你回答得也要具体。如果具体问题回答得不清楚,毛泽东就会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情况,多搞调查研究。我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是一把手,每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主动权。”因此,毛泽东在浙江每到一地,要开座谈会之前,我总是事先把要求告诉参加对象。这确实是检验干部的好办法。那些平时工作作风踏实、深入的干部,听到毛泽东这个要求时感到很踏实,不管毛泽东问什么,在他领导的范围内都心中有数。而平时作风浮夸的干部此时就会急得满头大汗。毛泽东开座谈会时,常常把参加人的姓名、籍贯、家庭、经历等具体情况都问清楚,然后开始提问,一边问,一边记,还和大家一起开展讨论。毛泽东平易近人,语言风趣,参加座谈的人开始时都有点拘束,但气氛很快就被毛泽东调整得活跃起来,大家随着毛泽东的思路,很自然就把话匣子打开了。因此,每次座谈会毛泽东的收获都很大。

1959年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我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毛泽东并确定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是当日下午5时举行的。在毛泽东专列上等候的5位地县委负责人,个个都非常紧张和激动。我告诉大家见到毛泽东时和汇报情况时要注意的事项。5点整,我带他们来到毛泽东办公车厢。这时毛泽东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毛泽东见地县委的几位同志傻愣愣地盯着他看,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向大家问好。坐下后,我将他们5人逐个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在纸上一边记,一边问每位同志的年龄、籍贯,何时南下,生活是否习惯等。毛泽东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使大家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在座谈会上毛泽东问得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问得十分具体,开始大家回答问题有点迟疑,这使他感到不满意,他加重语气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地县委书记们讲了不少实际情况。在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毛泽东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当汇报到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东西,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时,毛泽东说:“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毛泽东还说:“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

毛泽东还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生:“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生搔了一会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毛泽东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大家对毛泽东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深为叹服。毛泽东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毛泽东离开金华北上,随即又找了诸暨、萧山县委的领导了解农村和生产情况。此前,毛泽东从庐山下来经上饶时,也召集过地县委负责人开过座谈会。他有针对性地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实际情况。毛泽东回北京后不久,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毛泽东给全国农村生产队以上六级干部的一封信。很快,大办食堂、不切实际的生产高指标、基层干部浮夸作风等问题得到了及时制止和纠正。

视察金华双龙水电站

1960年3月14日,毛泽东从江西赴杭州途中,在金华火车站下车,风尘仆仆地视察了金华双龙水电站。到了双龙水电站,毛泽东走近厂房,仔细地察看每个部件。当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告诉他,发动机、水轮机是上海制造的时,他很高兴,并亲切地问值班的工人:“配电盘是你们制造的吗?”工人回答:“是的,仪表也是我们自己改制的。”毛泽东听后大声说:“很好!”

毛泽东对自办这种小水电也表示满意。他说:“用水发电,不浪费,好!”

经过双龙水库时,毛泽东指着水库说:“这种水库,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养鱼,也是游泳的好地方。”又说:“浙江水力资源丰富,搞水电大有前途。兴修水利造福后人,兴利除弊的作用一目了然。”

在回到专列的路上,经过当地驻军某炮兵连时,毛泽东又下车走近营房。这时,大约有10多名战士看到了毛泽东,立即列队向他致军礼!毛泽东兴致勃勃、笑容可掬地与战士们拉起了家常,还看了战士们自办的墙报。当一个战士说每个月还能剩下点钱寄回家里时,毛泽东深情地说:“好!要节省,寄给家里好。”

派工作组调研“五风”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为了搞清原因、研究对策,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之年。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和全国人民一样艰苦生活,还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分成3个组,分派到浙江、广东、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规定每个工作组要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大队(村)和一个最差的生产大队(村),并要求大家半个月后到广东会合,向他汇报。

当时,由于全党刚刚经过“反右倾”,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要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是极其不容易的。尽管如此,工作组的同志还是调查出了真实情况,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们在汇报中说:造成农业大量减产、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灾,也不是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浙江杭嘉湖地区是鱼米之乡,这两年没有自然灾害,但粮食还是大面积减产……事实深深触动了毛泽东。

这次调研工作从1961年初开始一直到5月份才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时常听取汇报,采纳工作组提的许多重要意见,并对工作组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两次郑州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原因,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求全党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再犯大的错误。

面对困难局面,毛泽东头脑十分冷静,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错误,统一思想,调整政策,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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