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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与小——记周谷城教授谈毛泽东主席的一次召见等一下再来

大与小——记周谷城教授谈毛泽东主席的一次召见等一下再来
大与小——记周谷城教授谈毛泽东主席的一次召见等一下再来

这是新学期上第一堂世界上古史课。
全体同学们的热烈掌声,把周谷城教授送上了讲台。
教室里立即变得鸦雀无声。百把双眼睛像一道道探索的灯光,齐聚在周谷城教授的身上;百把对耳朵,似乎也显得特别地长了些。

周先生答应我们讲与毛主席会见的事了,特别是这一次到杭州去的召见。
周先生容光焕发地走上了讲台。他还未曾开口,就在讲台上拿起了一支粉笔,从容不迫地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大”和“小”。
这一情景,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他在新年里所赠给我们的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周先生写好后回过头来,开始用抑扬顿挫的声音,慢条斯理的语调,开口说道:
“主席很好!身体很健康!工作起来生龙活虎!”
教室里立即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好像要把整个教室震塌了似的。

“主席和我曾经是同事:大革命的时代,我曾在主席的感召下,做过农民运动的工作。主席常邀我去会见,这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工作,而仅仅是因为我与主席有过这么一段故情而已。我平时不愿谈这方面的事:一则谈起来自己感到惭愧,二则害怕别人会说我周某某造谣撞骗。你们也不要这样啊!不要到处在外面进行宣传:说什么连夜把我们的周某某用飞机载到杭州去会见毛主席。切不要这样讲啊,这是很不好的!”

周先生一本正经地讲了上面一段开场白以后,开始把话锋转入正题。

“主席很谦逊。我们和他在一起,像和老同事们在一起一样,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特别,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拘谨。我们一块儿说笑,一块儿抽烟,一块儿吃饭。主席说话,总是谈笑风生的。主席说:‘一个人有没有架子,不要自己来鉴定:说我没有架子了。如果群众说你没有架子,那你才算真正的没有架子了。’这说得多对呀!譬如下放干部,他是不是真正的放下了干部的架子,自己说放下了不能算数,应当让群众来作鉴定。

“主席只要看到旁人有一点点儿成绩,总是给人以极大地鼓励。譬如在一次会议上,我说了一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话,主席连忙说:‘这句话说得很好啊!’以后先在《人民日报》今年元旦社论里第一次提到,第二次索性以这句话作为题目,专门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主席在鼓励人哪!”

周先生讲到这里,声音显得特别地低沉,好像在记忆的追捕中,一丝一缕地抽引出来一样。教室里显得更静寂了,同学们显得更专心一志了。他们哪里肯放弃有关领袖事情的一字一句呢?!他们多么想了解自己的伟大领袖啊!多么如饥似渴地想听到关于毛主席的一些事情啊!虽然没有机会像周先生那样能亲眼看到毛主席,但即使能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事情也好呀!周先生好像特别了解同学们的心情似的,继续娓娓动听地说下去道:

“主席很好学。他念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但是,主席的念书,并不是为了念书而念书,主席的念书是为了中国的革命,是为了中国六万万劳动人民。主席说:‘工业比较好搞,农业比较难搞。’因此,主席为了中国的五万万农民兄弟,就啃了一本土壤学又一本土壤学。主席年岁这么大了,每天还要念两个小时的英文。主席因为好学,当然也就博学。他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出色的历史学家。他讲起历史来,古今中外,头头是道,连我这个所谓全国闻名的历史学家,在他的面前,也只得认输。那天深夜,主席指着一棵植物,问一位生物学家(系指一起召见而同去杭州的谈家桢教授):’这些叶片在吸收了土壤的水份以后,内含有百分之几的养份?’主席问着,我心里暗暗地为我的朋友着急。但是主席是不会给
人难堪的。因为主席的讲话,即使谈学问,也是谈笑风生的。”

周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情不自禁地呵呵呵笑了起来。
“主席给我的总体印象,概括起来,就是这两个字——”
周先生一边下结论似地说着,一边指着最初在黑板上写的两个粉笔字:“大”和“小”。然后进一步作解释说:
“每次接受毛主席的召见,我总感到自己的渺小。虽然几十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书,在外面说起来,周某某是个大教授、大学者,不仅写了《中国通史》,还写了由中国学者第一个写的《世界通史》,还有哲学、美学、逻辑等等方面的著作,好像很了不起。但主席就不同了。主席想到的,就是中国,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主席终日盘算着的是中国缺少那些东西,需要弄起来,或者从外国买进来;中国有哪一些是多余的,可直接推销到国外去。总之,一言以蔽之,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要做的工作那么地多,但自己却并不争气,做得那么地少,又那么地不好。像主席那样的人,任何知识都会在他的身上,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啊!”

周先生从黑板上写上“大”与“小”这两个字开始,最后谈到“大”与“小”这两个字结束,娓娓谈来,竟然谈得那么地完整,那么地紧扣中心。

这是一篇旧文。实录1958年3月4日周谷城教授谈毛泽东主席的一次召见。写成于讲话后的当日。谈的是这一年1月6日的晚上,毛泽东主席特地从杭州派出自己的专机,飞抵上海的江湾机场,连夜召接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到杭州去会见。文章写后,即于次日呈请周谷城教授进行审读。先生读后说: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但目前不要拿出去发表!自己留个纪念吧! 我遵其嘱,直保留至今天。先生仙逝至今已3年多了,为了纪念他,并纪念毛泽东主席,今天便将其公开发表。

(摘自《中华读书报》作者:章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