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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磨灭的怀念

永不磨灭的怀念

永不磨灭的怀念

莫文骅

1993年12月26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这个跟随他工作、战斗、生活了大半辈子,并有幸直接接受过他的工作领导,聆听过他的教导的人,更是心情激动,倍增怀念!

传闻·向往和敬仰

我最初听说毛泽东这个名字,约在1926年中。当时,我的家乡广西南宁正处在风雨如磐、民不聊生的反动时代。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在太平天国革命遗风的影响下,农民的革命要求十分强烈。1925年春,韦拔群同志从广州彭湃同志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后,在桂西北东兰、凤山一带,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在传闻中,我们知道了这次农民运动已大大不同于太平天国,而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农民运动。而且知道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已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是共产党员,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

南宁市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城市之一。1926年12月,我在省立第一中学念书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12”蒋介石叛变后,我和其他一大批同志先后被捕。在狱中我虽然未暴露政治身份,但经受这次斗争磨炼和教育,坚定了革命意志,体会到赤手空拳是对付不了反革命的。1928年2月我出狱回家,二姐夫邓绍棠(当时在旧军队中当营部书记)来看我。闲谈中他说:“朱、毛吹来吹去,现在吹起军队来了,在江西有了红军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红军,一方面感到高兴,同时结合狱中的体会,懂得了要组织革命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

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武装起义胜利实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起义的政治纲领中提出“迅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汇合”,作为具体行动口号之一。我有幸参加了起义,在军部当中尉参谋。这也是我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逐步认识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的起点。

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当时党中央命令,准备“打柳州、桂林等城市,而后向广东小北江方向发展,阻止广东敌人向北,以配合全国红军夺取武汉”,即在立三路线错误指导下,离开左右江地区,挥师东进。沿途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浴血苦战,到达桂东北全州时,部队已损失三分之一以上(原来七千五百人)。红七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接受了这一严重教训,决定放弃立三路线,取道湘、粤边,到江西去找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1931年1月在湖南道州听到了“朱、毛红军”在江西活动的确切消息,大家非常高兴,感到有希望摆脱困境了。

1931年4月,历尽艰险危难,后来被迫拆散分为两部分的红七军,终于先后到达湘赣苏区,与该区红军会师。一到湘赣,我们就感到耳目一新。感受最深的,一是看到新建的苏区政权,看到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的高昂革命热情,看到亲切温暖的军民关系,看到根据地那种情绪热烈融和,到处是欢声笑语的社会气氛。这对于一直在国民党区险境中孤军奋战的红七军来说,不啻是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二是到达后与湘赣独立师及红二十军一起作战,连战皆捷。连续几个胜仗都是大量歼敌,俘虏和缴获甚多,胜利完成任务,部队士气越打越旺。湘赣红军和苏区人民都盛赞红七军英勇善战。当时,部队已大大减员,我先后任红五十八团四连政治委员和六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那时连改为指导员),并任红七军军委候补委员。在与部队共享胜利的喜悦时,大家都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红七军的战斗作风不谓不勇敢顽强,由于没有革命根据地而在国民党白区作战,往往吃败仗,被动挨打,到了苏区就能打胜仗。苏区的军民关系这样好,打仗时群众热烈支援,有时出的民工担架比部队还多,保证每个伤员都能救护下来,使我从切身感到革命根据地万分重要。看到红军这样团结,官兵关系这样好,这样上下一心,协调一致。我们从实战中认识到,这就是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政策的结果,是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于是在作战间隙和休整时间,我们抓紧向苏区红军学习,先学群众工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游击战争战术等,接着又学习苏区形势,阶级分析,红军内部的民主制度,军政纪律和作风等等。经过学习,认识提高了,眼界宽了,对毛泽东同志日益敬仰。这时,我们早已不停留于“到中央苏区汇合朱毛”的口号,而是努力按照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原则建设部队。1932年7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汇合,又经过第三、四次反“围剿”等实战锻炼,红七军发展成长起来,归属红三军团指挥,真正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

但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见到毛泽东同志。我和周围的同志都多么想见到他啊!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央军委调红七军去叶坪保卫中央,说是毛主席要来讲话,群情激奋,但后来未见到,部队又调走了,甚为失望!直到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召开军民大会,毛泽东同志向中央红军总直属队和群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时红八军团撤销,任宣传部长的我,在总政治部待分配工作。听报告时,我挤到主席台前,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闻名不如见面,多么幸福啊!以后,我被分配到红军军委上级干部队(即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任政治委员和红军干部团任政治处主任,在长征中紧随总直纵队行军,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才经常见到毛泽东同志。

反对张国焘的一个插曲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方面军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合编,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政委由四方面军的同志担任。刘少奇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未到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临时主持学校工作。我任党总支部书记,临时主持政治部工作。学校驻在党中央住地毛儿盖以西约十里地的卡英。当时,张国焘已经把他与党中央的路线分歧公开到部队,斗争开始激化。有一天,李特冲着我说:“你们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很散漫,着装不整齐,精神不振,表现出右倾。”我听了很吃惊,当即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干部团是很有战斗力的,长征中立过大功。李特听了我的解释发起火来。这时正好一位衣衫褴褛,一手提着个羊头,一手拿着个土罐子的一方面军干部从窗下走过。李特就指着他说:“你看他像什么样子!这不是向困难投降吗?向困难投降还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我立即反驳说:“这是休养连的病号。他是师级干部,带病坚持跟部队走,说明他对革命是坚决的,怎能说他是向困难投降,是右倾机会主义?你的逻辑不对头啊!”他见我这样说便没有再谈下去。次日,李特约我去谈谈。先请我吃苞米糊糊,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又郑重地提出来:“我们昨天谈的事,你又想过没有?干部团是右倾机会主义啊!承认它,好转变。”我说:“没有这回事承认什么?”他又问我:“你读过书吗?”我说:“读过一年半中学。”他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我听这话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很危险的。又一想,李特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是军政大学的学生,论文化他比我高,就讥讽地说:“我哪能谈得上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也算个知识分子,也只是个小知识分子。那你教育长同志不就是大大的知识分子了么?如果说不承认错误是小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造谣生事就是你这样大知识分子的特点喽!”他听了脸一沉,沉思了一会儿,没有生气,反而笑咪咪地问:“你过去干过什么工作?”我说:“当过参谋、辎重队长、连长、连政委、游击队临时总指挥、军分区司令、师政治部主任、军团宣传部长、上级干部队政委,最近是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他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我听他话里有话,便说:“在一方面军,像我这样的干部多得很,我算什么。”就这样谈了半个多钟头,话不投机,我起身要走。他又郑重地说:“这个问题你得慎重考虑啊!”我回答说:“你得收回你的不正确言论。”

我回来一想,李特这些话决不只是一般闲谈开开玩笑。这分明是借诬蔑干部团右倾来攻讦党中央,并且挑拨离间,搞小组织分裂活动。这一情况必须向上级反映。第二天我带着身边的两个同志去毛尔盖。先到上级干部队找肖劲光、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冯雪峰等几位熟悉的同志,征询他们的看法。他们,尤其是冯雪峰同志,支持我向上级反映。于是我找了总政治部代主任博古同志和副主任李富春同志,把经过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两位领导听了非常气愤说:“要和他继续斗争,要发动群众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还说要把这一情况立刻报告给党中央、毛主席,因天色已晚,让我住一夜再回去。次日早,富春同志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可以继续和李特斗争,但组织不宜出面,还不是时候。”因为当时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所以发动群众斗争李特是不合适的。我听了感到毛主席胸怀宽大,谋虑深远,准备回去照他的指示办。走到村边,陈赓同志等着向我询问此事,他支持和鼓励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斗争。

回去后,李特可能觉察到我已向党中央汇报此事,不再和我谈这个问题,只谈些具体工作。但却发现,当部队转移时,李特总是派出几个警卫员跟着监视我。不久,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长何畏来任政治委员。我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他,建议他作必要的处理,但他不吭气。

过了草地,到达巴西一带时,部队已普遍知道党内关于继续北上抗日还是回师向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争论,都非常关心,议论纷纷,气氛有些紧张。有一天早上约四时左右,李德突然来到我床边把我叫醒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要防备他整你。”李德虽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重要决策人,但仍是中央军事顾问,当时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路线的。我意识到,他来叫我,是军委示意的,就急忙召集有关人员动员布置,派青年干事张正光同志到骑兵科长苏进同志处,告他立即出发随中央直属队前进。行进中李特情绪很低,只是随着部队走。何畏一接到继续北上命令,就借口找军委谈谈,溜到张国焘那里去了。中午,部队来到一个山边村庄停下大休息,红军大学的队伍突然乱起来。原来红四方面军的300多名学员在李特的鼓动和压力下不愿北上,要回去。一个骑兵来传话说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红大的四方面军学员立即回去。又传说四方面军的部队追上来了,可能会有战斗。我们一方面军的学员纷纷劝说四方面军学员跟中央北上,李特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懂得俄语的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毛主席从一家小屋里缓步走出来,指着村边的小河对李特说:“你不要闹了,彭德怀来了。”只见彭德怀同志正过河来,李特害怕彭德怀同志,也就不再吵了,也不敢和彭德怀见面,拐弯避开了。毛主席又说:“你们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是可以的。”又对我说:“你们也不要劝说了,让他们回去,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这样,李特便命令四方面军的同志折返,其中部分想北上的同志也只好跟着走了。我便带着一方面军的学员同志随军委纵队北上。一年以后,正如毛泽东同志预见的那样,红四方面军南下碰了钉子,在广大指战员的逼迫下和中央的催促下,也决定和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一方面军汇合。

关怀培养干部指导干部学习

我们党为了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从来都重视培养干部,以之作为开创党的事业,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基本措施之一,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更抓紧这一工作。毛泽东同志尤其如此。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党中央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编为中央军委的“上级干部队”,将几个红军学校编为干部团,均属中央纵队序列,随党中央前进,并保护中央。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后,如前所述组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成立随营学校。1935年10月,干部营(含上干队)与陕北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红军学校,随中央住瓦窑堡。1936年1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大学”。同年6月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我任党总支部书记(不设政治部)。学员分一、二、三科。林、罗和我又都是一科学员。6月1日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毛主席讲了话。6月21日国民党偷袭瓦窑堡,红大一、二科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县(现志丹县),第三科改为步兵学校住甘肃庆阳。1937年1月,毛泽东同志派林彪、刘亚楼和我去延安组建红大第二期,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同志兼任该委员会主席。

在培养干部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强调政治思想上的培养教育,还在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办之初,毛泽东同志找校的领导同志谈话,明确指出红大的教学重点,一个是讲统一战线,一个是讲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红大和抗大的教育都认真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以适应当时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一战略转变的需要,体现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方针。他对抗大的教学工作非常关心,亲自过问教学计划,一次郭化若同志对抗大的教育计划提了一些意见,报告毛主席。毛主席立即转给抗大,并复信郭化若说:“你的意见已告罗瑞卿、周昆、莫文骅、刘亚楼、杨兰史讨论了。”抗大课程安排军政并重。在政治课程中,既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又有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课程。后者都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讲授。我的感受,这一时期,从在西北红大时部分学员参加听毛泽东同志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红大一期毛泽东同志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以及以后学习《论持久战》,加上张闻天同志讲授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朱德同志讲授的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李维汉同志讲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等等,我们所受的教育启发非常丰富深刻,不仅懂得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策略,而且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懂得了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分歧,从而初步较系统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为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较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在自己的政治军事进步上是一个飞跃。

在培养教育干部中,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他强调: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以学习马列主义,……政治、军事、经济,那一门都可以学。早在1935年冬季在西北红大时,毛泽东同志叫我去亲自把他的警卫员陈昌奉交给我,要我带他到红大去学习,首先是学习文化,我照办了。他说:对红军的干部战士都要好好地培养,首先要提高文化,不识字的从识字开始。1936年4月26日毛泽东同志给红大教育计划的批复信说: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据此,红大三科开展了文化教育。后来抗大干部队的文化教育时间占三分之一。学习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自然和史地常识等等。毛泽东同志对红军学习文化的重视,体现了他对工农干部、战士成长的深切关怀。为了提倡红军战士学习文化,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教“红小鬼”在手中写字。至今还留有一张照片。

为了领导革命在新的征途上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他到红大、抗大讲授的课程,及先后发表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便都是他学习研究的丰硕成果。他还经常组织有关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借以教育和推动干部学习,尤其对身边人员更注意。仅我参加过的就有他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采取的方式都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7、8点钟开始,到深夜11、12点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被吸收参加了。《战争论》的学习讨论是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讲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参加哲学研究会的合起来不到10人(与后来延安正式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是两回事)。每次讨论都是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毛泽东同志还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一个报告,可惜没有印发讲稿。后来发现一个军事辩证法讲稿,没有署名,科研人员认为是他的。我当时不过30岁,过去没学过,懂得很少,参加讨论主要是跟着学习,得到了很多启示和帮助。

毛泽东同志的学习精神是大家普遍敬佩的。他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看书学习。讲话作报告及各种工作文稿都是自己动手写。他非常爱书,很注意收集书刊。当时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送来的慰问品中有一些书刊。他要我们经常挑选一些送给他。一次我发现一本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当向他谈到这件事时,他要我立即借给他,过了一天,我就送给他了。他见到书非常高兴,因为这书对他比我更重要。我知道他正在考虑外线作战问题,急于参阅这方面的书籍,但我的书未送到他手上,他就写信给郭化若同志,说发现这本书,告他向“莫主任”要。他还经常推荐一些书给大家看。如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都是在红大和抗大初期推荐给大家看的。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倡导和带动下,当时的学习气氛十分热烈。在保安红大时,书籍不多,大家都如饥似渴地争着阅读,随时可以看到人们在讨论问题,星期天也不休息。为此,党中央曾多次派杨尚昆同志来传达指示,强调劳逸结合,甚至规定星期天要把门关起来(其实没有门),强迫学员到户外活动休息。同志们虽然出去了,大多数人仍然拿着书本找个草垛坐着晒太阳看书。为什么学习热情这么高?动力就是为了实现民族和阶级解放的雄心壮志和政治责任感,是由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烈向往和追求。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精神,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前奏。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抗大”初期的政治教育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是教育的重点之一,也是大家议论较多的问题。如关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问题、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关于统一战线是战略还是策略?……等等问题,都曾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曾就这些问题多次来抗大讲课,作了大量地全面地深刻地论述。1936年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即到保安的红大操场,给中央机关干部和红大学员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阐明了党中央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实现,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的大道理。他还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用这个比喻生动地说明“逼蒋抗战”的方针,并且还阐明国共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是争取全国各阶层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抗战的关键。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作用和威望的提高,对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是不会甘心的,因此又要提防着他,这就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1937年12月15日,我在抗大任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同志为抗大二期九队“救亡室”的题词中,又着重强调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他说: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中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道理和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著名论述,使大家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不断加深。

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展的时候,有的同志曾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过高,缺乏必要的警惕,有单纯依靠国民党军队和轻敌速胜的思想。王明搞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完全依赖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把党中央搬到武汉去。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说:“要去你们去,我带留守兵团坐镇清凉山。你们去武汉,国民党派几个卫兵,不让你们出来,看你怎么办!”当时我们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的,他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讲:我们现在就是吃留守兵团的饭。意思是依靠留守部队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围下,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本性是摸透了的。1939年当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确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当时还有不少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认识不清,只看到蒋介石表面上讲了一些好话。一次,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门前作报告时提醒大家说:蒋介石一讲我们的好话,他策划的反共高潮就会到来。失败了,他又要骂我们一阵才收场。后来果然不久就出现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团结抗日友军的工作和反磨擦斗争。他曾提出:友军工作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争取二百万友军抗日,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心一环。为此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文件。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口头指示。从这些指示中我们体会到,既不能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活动而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根本原则,又不能因为团结抗日而放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警惕性,工作中要十分慎重仔细。在陕甘宁边区,团结友军的工作和反磨擦斗争往往是由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即八路军留守兵团)出面,但实际上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指导下,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一些重大问题亲自决策和参与下进行的。他指示我们,对国民党军队,包括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1941年7月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发了《介绍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工作的经验》。对来到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要人,如卫立煌、邓宝珊等,虽由留守兵团负责接待,毛泽东同志都亲自接见交谈。就连那个在绥德地区猖狂进行反共活动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何绍南,毛泽东同志也耐心地亲自与他谈话,进行批评教育。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1939年初,驻洛川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2师师长马禄(属马家回军)率三千余人马进占我鄜县南部一些村镇,来电要借道延安去榆林,并派参谋来联络。毛泽东同志一见电报就火了,指示肖劲光同志立即复电,不准他们过延安,只准过延长,因为到了延安人马乱撞怎么办?如果他们强行来延安,你们就可以打。即使他们走延长过去,我们也要作必要的布置。让曹里怀(当时任留守兵团参谋长)亲自去鄜县组织部队准备战斗,监视马师行动,由我陪送他的联络参谋至鄜县洛川边界,又分别给国民党战区负责人及有关方面发电报,指责马师行动。在鄜县地区张贴布告,揭露和警告反共顽固分子。并派郭化若、袁光为代表先后去与马禄谈判。马禄见我方态度坚决。义正词严,表示他本人不愿和我们打。后又来信说是误会,并撤回到原防地。事后查明,国民党顽固派指使马禄师的这一活动,是阴谋探我虚实,制造事端,绝非“误会”。从这件事情,也看出毛泽东同志阶级警惕性非常高,眼光敏锐,反应很快。也使我们认识到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必须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和头脑清醒,斗争方式灵活,但又不脱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本立场。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回忆毛泽东同志,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率领我们渡过的那漫长的艰难岁月。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他总是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来感染我们;精辟阐述斗争的深远意义来鼓舞我们;用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来教育我们;强调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立于不败之地来引导我们。1936年7月“红大”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县,真是一无所有。当地群众说:“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一科以城外山崖上的石洞为校舍。这些石洞也不知是哪个朝代开凿的,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因为长期没有人住,洞内外野草丛生,乱石纵横,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败草兽粪,狼藉不堪。我们先来个大扫除,把洞里洞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再来个土石作业,涮洞壁,抹黑板,砌石讲台、石课桌、石凳子,垒石炕。又打来野草编成草帘子挂在洞口挡风。又用三天时间修路串通起来。就这样把一片荒山野洞改造成了别具风格的边区最高学府。开学后,毛泽东同志来讲课。他很高兴地赞许我们的劳动成果,风趣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我们的表扬鼓励,又是对我们交待了庄严而又重大的革命任务。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学习劲头更足。当地群众也特地给学校送来了一面锦旗,写着“劳动可以创造世界”,表示对学校革命精神的高度赞扬。后来一科的确在西安事变后就结业下山了。

1937年4月“红大”二期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抗大”,虽然条件好一些,但老干部须重新训练,新青年如潮水般涌进来,校舍不足是急待解决的难题。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挖窑洞。罗瑞卿、刘亚楼、杨至诚和我等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决定拜当地群众为师,自己动手在延安城外一带挖窑洞,计划用15天时间挖出150个土窑洞。这是一场紧张热
烈的建校劳动。党中央很重视。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的题词。我们就以此题词作为建校工地专刊的刊名。开工后,全校人员齐上阵。校首长也是边劳动边指挥。经过半个月突击,就沿山坡挖成175个新式窑洞。而且内部都装修得很好,宽敞明亮,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大家又一鼓作气修筑了3000多米的盘山“抗大公路”,使上山下坡更加坦荡。站在山下往上看,一排排一层层窑洞鳞次栉比,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气魄雄伟壮观。到了晚上,点点灯火闪烁在山上,与碧空繁星交相辉映,好像银河落入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当时国际友人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参观抗大,都钦佩地称誉为“窑洞大学”。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大会时,党中央把毛泽东同志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制成横匾送来。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说: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结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努力,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从讲话中得到启示,不仅要凭这种精神建设抗大,还要凭这种精神驱逐日寇,建设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人民中国。挖窑洞结束后,我作了挖窑洞政治工作报告以总结经验。内容是讲新校舍的落成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和我们艰苦奋斗的成果。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抗大在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优良作风,以之培育学员,使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传下去。毛泽东同志在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就提出,创办红大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后来在为纪念抗大三周年所写的文章里,再一次明确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强调“这三者是造就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1937年上半年,有一次林彪到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和请示工作,他口头指示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作为校训。我们就把这几个字用红布长幅挂起来,并指示大家学习。以后这三句话八个字就形成为完整的抗大校风,直至现在成为全军学校的校风。毛泽东同志对抗大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说:“抗大同学毕业后,要能克服困难,联系群众,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主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谁要贪污腐败,不努力工作,那便不成其为抗大学生,就是背叛了抗大的纪律。”抗大的工作是始终贯彻了这些指示精神的。

陕甘宁边区从历史上就是经济落后,甚为贫困的地区。1939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扼杀政策,严厉封锁禁运,原来约定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很有限的一点军饷和军需实物也停止供应了。又在全国发动反共高潮,加上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造成留守兵团的严重经济困难。时任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对保卫陕甘宁边区部队的子弟兵没任何照顾,时值寒冬到来,怎么办呢?有一次,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团以上干部会,会后大家要见毛主席。肖劲光、曹里怀、耿飚、甘渭汉、王维舟、杜平、白志文、袁渊、张才千、贺晋年、闫红彦等同志和我都去了。毛泽东同志正在午休。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他起来了,让我们进去,就和我们交谈起来。大家诉说部队物质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毛泽东同志说:“怎么办呢?困难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给我们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军队解散,各自回家;一个是自己动手搞生产。我看还是自己搞生产好。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嘛!”大家得到启发赞成搞生产。当然不会赞成解散部队回家的。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指示,号召做好经济工作,把人力组织起来,生产自给,打破敌顽的封锁围困,立于不败之地。后来,又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来鼓舞大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留守兵团自1938年秋就开始搞生产。开始只是解决副食和生活用品问题,以后发展到开荒种粮,生产自给,到大规模屯田生产。整个边区展开了大生产运动。而且深为感人的是,上上下下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中央领导同志都和大家一样生产劳动,每人开荒种两分菜地。朱总司令种的西红柿吃不了,送给我们大家吃,他还每天拂晓前带领警卫员去马路上拾马粪。周恩来副主席纺线传为美谈,也鼓舞了大家的生产热忱。大家都吃粗粮。毛泽东同志的衣服已经补丁加补丁,鞋子烤火烧了一个洞,都照样穿。有几次我们在他那里学习、开会,到了深夜,他把党中央照顾他的一点大米拿出来,熬稀粥请大家吃,这就算是很高的享受了。后来,党领导的学习活动和生产自给发展成为整风、生产两大运动。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环子。他指出:普遍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么,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的英明正确。

民管军是好事

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军事工作中,非常重视军政、军民关系。在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中,作了大量论述,是其军事理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意义极其深远。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抓这方面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凝结了战斗友谊团结,关系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战初期,边区的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也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因为生产,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开骡马大店,部队的人吃公家的饭,老百姓吃自己的饭,因此部队的店收费少,等等,造成了与民争利;为了占荒山也发生纠葛。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相互埋怨。军队发生的不尊重政府和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也增多了,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思想影响有所抬头。有的干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袒护部队,使一些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千方百计地挑拨和破坏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情况非常重视,亲自做工作协调军政军民关系。1939年冬天,我到驻在永坪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些问题,部队反映当地群众对部队支持不够。我为此给边区高自立副主席打电报反映情况,请求边区政府帮助解决部队的困难。我回来后不久,突然毛泽东同志叫我去。进门一看,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肖劲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还有西北局书记高岗都在,看样子是正在开会当中临时找我去的。毛泽东同志见我进去就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不检讨自己,还向中央告状。埋怨政府。”我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忙作检讨,并说明是给私人的电报,中央如何知道我不清楚,没有告状。我讲完后,边区一位领导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泽东同志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检讨嘛!”又说:“你们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从这件事我领悟到,在军政军民关系发生矛盾时,军队应该首先严格检讨自己,作自我批评,决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军地双方应互相谅解,不能互相埋怨,互相指责。又有一次,是1941年夏天西北中央局的一位陈部长请我去,到时,他讲在延长的三五九旅的两个连排长,因做生意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开了枪,蛮不讲理。西北局决定严肃处理,将这两个连排长枪决,因为我是兼军法处长,要我执行。我当时大吃一惊说,此事我不知道,可调查再说。陈部长不允许,说是西北局决定了,一定要执行。我仍不同意。他拍了桌子,说:“你还想当政治部主任么?”我当时也火了,说:“不当了!”说完就走。回来向肖劲光同志谈这事,他也不同意。这件事闹大了,传到中央去了。朱总司令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犟脾气,压服不行的,要讲点理。”后毛主席指示,双方去调查。于是我和陈同志去延长。到时,把当事人都找来了。都说是对方开的枪。我看墙上有一枪眼,于是拿县大队的“七九”枪,用一张小红纸贴在枪眼边,又问距离多远?他们答约十几米,我便用枪对准红纸,打了一枪,正中,枪眼和原来的一样大;我又拿三五九旅连长的驳壳枪向墙上打了两枪,而枪眼却小。这证明开枪是县大队的而非三五九旅的。我问陈同志,还杀人么?杀谁?他不吭气。于是我说,算了罢,不杀人了,各方回去自己检讨好了。他同意。这样,我们便回延安汇报,和平解决。我得了教训,题了“深知慎处”四字以作座右铭。还有一次是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肖劲光、耿飚、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锺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10多人。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今天请各路诸候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认识到军队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这决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改造的问题,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觉地把军队自己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彻底肃清剥削阶级军队的残余意识即军阀残余思想的影响,树立牢固的拥政爱民观念。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来春节前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热烈的“拥军优抗”、“拥政爱民”活动。军地双方分别作出了决定,发出了指示,颁布了《拥军公约》和《拥政爱民公约》。边区政府颁布了有关当时军政军民关系具体政策问题的一系列法令、条例。部队则在教育基础上整顿群众纪律,进行遵纪守法大检查,揭露违纪事件,彻底清理军民关系旧案,退还借物,赔偿群众的损失,强调爱护与节省民财民力,部队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进行助民活动,给群众排忧解难。在春节前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军政军民联欢活动,整个边区呈现了空前热烈的军民团结一致,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高昂欢快气氛。这一活动的效果很突出,不仅当时增强了军民团结,加强了边区力量,同时对军队建设具有深远历史意义。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中要求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于1944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这一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次年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称之为:“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并延续下来,形成新的革命制度和光荣传统。

从思想政治上着手从严治军

凡是有成就的军事统帅,无不是从严治军。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但他首先从思想上政治上从严治军。他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从严治军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在我的记忆中,每当个别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时,他总是强调要学习贯彻占田会议决议。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信给谭政同志(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和我,再次强调留守兵团学习古田会议决议。信的全文如下:

谭政一志:

莫文骅一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当时我们留守兵团的几个领导同志看到毛泽东同志的信后,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激励,感到这封信的分量不轻,要求很高,是针对当时留守兵团情况所作的重要指示。

留守兵团建立以来,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指引下形成的红军优良传统进行部队建设的,这是主导的方面。然而留守兵团部队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红廿五军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部队组建而成,由于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由于红军各根据地长期隔离,各地区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统一;由于大量新成员对我军传统还没有系统深入学习,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确建军路线和错误建军路线的界线,有的还不知道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思想内容。在当时严重困难形势的考验下,这一缺陷就更明显地暴露出来。部队中出现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以脱离群众为特征的军阀主义残余影响和教条主义影响,造成军政军民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思想隔阂,工作作风不一致,在生产中,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有所滋长。有的单位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给解决这些矛盾指出了根本出路,同时也就为当年展开的全党整风运动在基层单位的做法提出了具体措施。我们积极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这一指示,各部队很快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以古田会议决议来统一建军原则、政治工作,深入整风学习的热潮,并取得很大的收获。广大干部战士进一步明确了我军性质、宗旨和任务;划清人民军队和剥削阶级军队的界线,我军正确路线与军阀主义、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界线,大大提高了部队政治素质,加强了党的领导,发扬了我军光荣传统。以后又结合进行拥政爱民运动和部队内部的尊干爱兵运动,加强了军政军民和部队内部团结。部队政治工作也进一步摆脱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影响,在部队建设和对敌斗争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从严治军首先要从干部做起,即干部本身对自己要求要严。毛泽东同志对待干部是既严格又宽厚的,严格是出于对部队对干部的关怀和爱护。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时,有些四方面军的同志怀有不同程度的疑虑,认为是整四方面军的干部,少数同志还抱有抵触情绪,甚至少数的有越轨行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要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干部区别开来。对四方面军的干部,既要求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深刻认识并自觉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又要耐心地教育团结,消除疑虑和隔阂。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一视同仁,正确使用。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对四方面军干部作了正确的而且很高的评价,强调“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这种既严肃而又耐心的工作,使四方面军的同志深受教育和感动。即使少数思想抵触较大,甚至怀有对立情绪的同志,也都认识和悔改了自己的错误,团结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下,积极英勇地投入抗日斗争。对于违犯纪律的干部,毛泽东同志是决不姑息迁就的。在延安抗大时,一位负责同志因婚姻问题违犯了不许与在校学习的女青年恋爱结婚的规定,青年学生议论纷纷,毛泽东同志知道后下了手令,给这位干部以降职处分。当时校领导念及这位干部对革命是有贡献功绩的,想从轻处理。我写报告给毛泽东同志为这位干部说情,还用了个不当的词说:“请收回成命。”毛泽东同志叫了我去,严肃批评说:“你作出的规定,你自己又带头违犯,这怎么能行啊!”他纠正了这种姑息迁就思想,强调革命纪律的严肃性,仍然决定给这位违纪干部以降职处分。另一件事是,抗大有一个队长黄克功,为了恋爱纠纷开枪打死一个女学生。抗大一位领导向毛主席建议免予死刑,又被狠批一顿。最后还是把这个红军长征时的团政委枪决了。这两件事的严肃处理,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影响,有的知识青年开始不满意,后来觉得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是认真的,感动得流泪,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

我军的纪律是建立在高度的政治思想自觉基础上的。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首先提高部队、特别是干部的政治素质。建国以后,我军的政治训练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各级军事院校都开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和政治时事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课。为了集中培养全军高中级政治工作干部,1954年创办解放军政治学院。罗荣桓、肖华同志兼任正、副院长。我任副院长主持学院日常工作。毛泽东同志对学院工作很关心,每期毕业学员他都接见,向我询问教学工作情况,并关心学员中少数民族干部的学习情况。还给校刊题“思想战线”四个字。刘少奇同志批准从党费中拨50万元(人民币)作为学院的机动费。自1961年开始,政治学院组织学员通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并结合各门课程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周恩来同志在怀仁堂的一次干部会上提出:“外交干部要到罗荣桓院长和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学院即办了一期外事干部班。1963年6月23日,罗荣桓同志逝世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同志在薄一波同志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设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并批示“地方干部到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因而政治学院又开设了地方干部班,并编印了系统的政治工作教材。彭真、叶剑英同志对这一工作都表示关心和支持。因为学员大量增加,学院需要扩建。谷牧同志(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表示在人力物力上都全力支持。后因军队院校整风,接着“文革”开始而中止。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倡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自己又是胜利实践这一思想的楷模。在平时,他是一位风度翩翩,文雅持重的学者,在危急情况下,他又是胆略过人,镇定自若,应付裕如的指挥者。这里我又不禁回忆起亲自经历的瓦窑堡战斗这件“小事”。1936年6月21日是个星期天。被榆林国民党军收编的陕北惯匪张延芝部一个营,长途偷袭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这时,红军主力配置在陕甘宁边区南线对付敌人。瓦窑堡是后方,除一个连负责警卫外,就只有驻在祁家湾的我们“红大”三科800初级干部这点武装力量。当时我在红大任党的总支部书记,学校当晚准备开同乐晚会。下午三点多钟我们才知道这一敌情。三科遵照命令全部出动御敌。学校其他人员紧急转移。我来到北门城楼,见总政治部杨尚昆代主任、红大林彪校长、罗瑞卿教育长正观察敌情。城内已没有正规军,他们身边只带着警卫员和一个班的赤卫队,实际上是在唱“空城计”。这时西北枪声越来越近,但已与前线部队失去联系,敌情不清。我即带两个警卫员去找三科队伍,出城不到两里地,即发现少数敌人已到面前。我回去报告,罗瑞卿不信,我又转回去,正过小河,碰上了敌人,原来他们化装成红军,避开我前线部队钻进来了。敌向我们开枪,打伤了一个警卫员,我急忙撤回,上城楼报告敌情。林彪让我去指挥左侧一座山头上的一个班坚守顶住。我还未爬到山顶,发现敌人已由侧翼钻过来。我又回到城里,城里一片寂静,已是一片空城。我又赶出南门去找队伍,走了三百米忽然看见有几个人,跑近一看,啊,是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后撤退的,身边只有几个警卫员。于是我跟在后边走,心想如果有了敌情,可以在后边掩护。走了一会儿,才通过我军的警戒线,似乎有一个连在散开防守。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在亲自指挥。这场危险才算解除。周恩来同志告诉我,杨代主任、林彪校长等已经过去了,让我到后边去找红大归队。

我作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锻炼中逐步成长的军队干部,在与毛泽东同志这位革命伟人的接近中,一方面自觉水平很低而十分胆怯谨慎,但在具体接触中,他那简捷深邃而又时有幽默风趣的语言,及平易近人的态度,又使我感受到关怀、亲切和很深的思想启发。在延安时,有一次他亲自修改了我起草的一篇文章。专门叫我去。一进门,他就讽刺地说:“你真比斯大林还行。”我一下发愣了,问:“报告主席,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关于对德宣战,斯大林用不到一千字的文章,你的文章三千字。不是高明么?但是,他讲清楚了,你没讲清楚。”这我才明白,说:“我写不好,所以请主席改。”他说:“你不是当过宣传部长么?”我说:“战争时期的宣传工作,大多用口讲或写提纲,我文章写的少。”他“唔”了一声,对我讲怎样写文章,怎样抓住中心,做到简练生动,并告诫要象鲁迅讲的那样,文章写成后至少要看三遍。还有一次,一件工作问题,我想了两个方案下不了决心,跑去请示毛主席。请问他哪个办法好?他批评我说:“不能你出题目让我做文章,两个方案都可以考虑,你应该提出个倾向性意见。”我谈了倾向性想法后,他说:“这就对了,就这么办。”这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解决问题。

又有一次,印象更深的是,毛泽东同志要我去。我到之后,还没坐下,他幽默地说:“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吃了一惊!答:“报告主席,没有意见”。他又问:“那么,为什么不在留守兵团传达?”我答,当初稿出来时,主席给我一份,并附一封信说,要我阅后提意见。我读之后,觉得很好,有些地方了解还不深刻,准备再读,但叶子龙同志来电话收回去了。出版后,我成立一个学习班,调部队部分同志学习一个月,现在回去传达学习了。学习怎样,还未检查。他听了“晤”了一声。这时,我又问,这是谁报告的?他说是高岗。我听后,火了,说,他造谣。我便把高岗在地方工作中,对留守兵团以及个人缺德的事说了。但毛泽东同志没有回答,问我:“你在什么单位工作?”这就奇怪了,他还不知道我在那个单位工作?只好答:“在留守兵团嘛!”他又问:“在什么地区?”我答:“在边区。”他便说,“这就对了,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就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是行不通的。”我又火了,说:“他要挟中央。”谈了一会,我告退。他送我出窑洞,用手搭在我肩膀上,边走边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三十了,他说:“过几年就好了。到底还年轻啊!”这样关怀亲切的态度使我内心深觉温暖和感动。有一次我患了较重的牙病,他知道后批示我立即去西安治疗。抗战胜利前夕,我离开延安后一直在前方工作。1951年夏天,我由广西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路过北京。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接见我,留我吃饭。他生活仍很朴素,留人吃饭也就是他自己吃饭的两样菜,一碟辣椒,一碗汤,给客人增加一付碗筷而已,不过加了一瓶葡萄酒,他敬了我一杯,我也还敬他一杯。这次见面,先是谈论广西剿匪等工作问题。后谈到广西省人民政府准备重修“镇南关”,以保存这一古迹,并想请毛主席题写关名。他说:“仍叫镇南关,胡志明同志高兴不高兴?”我说“那就请主席考虑另外起个名。”(以后改为睦南关,又改为友谊关,这是后话。)我在政治学院时,他也关心着我的工作,特别是在教学方针等重大原则上给我以指示。“文革”中,1970年12月毛泽东同志看到当时中央军委给中央的报告,说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开除党籍、军籍、长期在农村“劳改”。他便批示:“莫文骅似乎不算坏人,由于不会团结人,所以得罪人不少。我不熟悉此人底细(按:指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因此,请军委处理。”于是林彪“四人帮”不得不把我从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保护和教育了我,使我免遭进一步的迫害。这些零星简短的接触,都感人至深,使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针。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现在,世界风云变幻,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而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更须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要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我生活在这个世纪,能参加复杂多变的非常艰苦危难的斗争,而又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胜利,是幸福的;在我有生之晚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是我的幸福。谨把一些经历和体会真实地写出来,作为幸福的回忆和由衷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