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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毛主席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刘伯承:毛主席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刘伯承:毛主席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
刘伯承/(一九八五年一月)

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以下简称三次“左”倾)排除了毛主席的领导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三次“左”倾完全推翻了毛主席的作法,推行以公式教条为特征的作法。

第一,在苏区执行反富农的土地政策。

第二,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推行城市搞工会经济斗争的一套作法(八小时工作制、例假、增薪、双薪等)。

第三,从“九一八”日寇占满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动营垒内部和各中间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此时三次“左”倾不知利用,仍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第四,三次“左”倾把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一个大国,盲目扩大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决战。提出“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第五,在军事方面,三次“左”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相反的一套作法。
1.在建军方面:
(1)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单一首长制(突出了政委的权力,照搬苏联)。
(2)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成为打仗一项任务。
(3)否定人民战争的特点,不断将地方武装来扩大新军团和师。这样做既限制了游击战争对红军的配合,又影响了老兵团战斗后的补充和发展恢复,而对新兵团的初战也非常不利。
(4)强调红军的集中指挥、正规化(城市战、堡垒战、白刃战的训练等),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2.在战略战术方面:
(1)提出了积极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反对毛主席的诱敌深入。
(2)否定毛主席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上的速决战的思想,要求战略的速决。认为“反五次‘围剿’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战”,然后即转为对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冲突。采取战役持久–以堡垒战对堡垒战、“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
(3)否定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选敌弱点,歼敌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的思想,采取了“阵地战”、“分兵把口”、“两个拳头打人”的分兵战术。
(4)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力争战争的主动权,即攻势防御,承认敌对我是大“围剿”,但在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或者大“换防”,跳出外线去作战。三次“左”倾只是单纯防御,堡对堡,阵对阵,分兵把口,这样则把主动权让给敌人,使自己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5)毛主席认为,红军“基本的是运动战”,这一点也被三次“左”倾否定。
这些做法导致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长征。长征又是退却逃跑,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使党遭受危机。大家要开会解决三次“左”倾的领导问题,总结经验,这是遵义会议的由来。
……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军委负责人作了副报告。博古的报告遭到大家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政治局对此作了决议。大多数人此时还不了解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形势很紧张,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会议上主要争论的几点:

第一,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兵力五十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蒋介石。大家认为是个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围剿”敌兵十万,我兵不足四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二十万,我兵仍不足四万,是6∶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万,我兵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余万,我兵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兵五十万,我兵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敌人内部发生矛盾,都靠近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第二,博古认为失败原因在于苏区物质条件不好。大家不同意,因为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红军扩大了(十万),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

第三,博古强调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薄弱,各区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大家承认这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他对三次“左”倾战略战术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三次“左”倾负责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这些意见概要如下:
1.三次“左”倾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三次“左”倾采取堡垒主义就中了敌人计策。
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是不对的。在敌人这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二千九百多个),为了找我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他,扰乱它,牵制它,迷惑它,以配合红军作战。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战役,特别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圈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再战。可见,三次“左”倾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垒主义已不可能象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的突击来不断的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2.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敌战略布置分兵四路: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区中心进攻。
……
三次“左”倾开始提出的“全线出击”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变成了“全线抵御”–单纯防御,战术是短促突击。
毛主席认为,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三次“左”倾的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拚命的战斗(了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指挥员们对这种打法提出意见,建议打运动战,集中主力打击敌一路,一下子可打敌几个师,均遭拒绝。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军委领导过于集中,根据地图指挥,而地图又不准确;指定部队任务,过于具体,而敌情变化很快,指挥不能机断专行,失掉许多战机;认为军委下决心过迟,等下了决心时,敌情已变化;认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就缩回去,我追上去,敌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因此建议红军主力打运动战。这些意见军委都未采纳。
3.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组成人民政府后,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主席为谈判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推动它去反蒋,但在军事上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闽变后,蒋介石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
有同志曾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大量敌人,既配合十九路军,又粉碎“围剿”。三次“左”倾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意见。三、五军团在东线活动,并调一个军团去西线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
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即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4.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三次“左”倾的错误。
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八日)一、三、九军团曾与陈诚纵队硬拚了十八天后,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迫进赤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守红军实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
在三次“左”倾的五–七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此后敌情更加严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但在八–十月的战略计划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活动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还让红军去拚命,还不注意保守实力。这表现三次“左”倾此时已惊慌失措。
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十月十六日开始长征,一、九军团为左路,三、八军团为右路,五军团后卫,保护中央长征。全军八万多人开始大搬家(后方机关过于庞大),红军为了掩护中央,一路上被动挨打,三十多天中在赣南、湘东、湘南、桂北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十月二十一日在赣南安远、信丰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十一月十五日在湘南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十一月底在广西北部的兴安、全州之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博古的意图是想到湘西根据地和二、六军团会师。但这意图被敌识破,敌人层层设防。十二月红军到达贵州东部地区(黎平、施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遭到大多数同志反对。此时部队混乱现象严重,即在此休整三天,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占领遵义。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几天(八军团在黎平即并入五军团,教导师并入一、三、九军团)。
博古等有个错误观点,认为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战。就是对孤立的、拖得疲劳不堪的敌军,也未主动反击,只是招架,实质是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跑到遵义时,八万五千多红军剩下三万多人。
1.广昌战役后不应再拚,应保守实力,仍拚(高虎脑、万年亭、驿前战斗)。
2.转移应给红军必要休整,不给。
3.转移应作充分的政治动员,未做。
4.转移中完全可以打击追击的敌军,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机会,调动敌人间接保卫中央苏区的机会。
5.战略指导机械–在进入湘东(桂东)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敌已知我意图是湘西而层层集兵设防,仍坚持不变–去湘南。到桂北,直到贵州北部,还想去湘西,战略方针机械。
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这帽子吓人。
这时,按三次“左”倾“绝对正确”的打法,打了败仗,使党和红军遭遇绝大的危险。大家要求开会。毛主席为了挽救党的事业,在路上不断进行说服教育,不断和三次“左”倾斗争。三次“左”倾的领导者已没有办法,有的也多少有了点觉悟,而且贵州的军阀力量薄弱,就在遵义开了会(一月十七日结束)。在这个会议上,清算了三次“左”倾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形势紧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未清算),重新由毛主席领导军队,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原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