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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岁月

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岁月

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岁月

师哲师秋朗

1942年,德国军队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推进到北高加索,围攻斯大林格勒,妄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窒息莫斯科。在这种严重关头,苏联再次担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日本是否会有背信弃义的行为,配合德国夹击苏联?于是斯大林试探我们:如果日寇进攻苏联,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牵制敌人?毛泽东最初的回答我不记得了,反正斯大林再三来电询问中共方面能抽调多少兵力、能扩充多少个师团?如何加强长城内外的兵力和军事行动,以打击和威胁日寇后方?毛泽东复电说:“组织几个师团的兵力是比较容易的,但缺少武器,没有力量(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武器,全部归国民党,八路军从未得过一枪一弹),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对方又来电说:如果打通同外蒙的通道,八路军可以开赴接近外蒙的边沿地带,从那里领取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然后开赴前线,如此轮番装备,是否可行?毛泽东回电说此法行不通,因为蒙古完全是个开阔地带,部队无法隐蔽,行动和生活都是极为困难的!不久,“远方”又来电商量:可否将八路军部署在长城一线,相机出击关外日军,并大力干扰其后方,以牵制日军行动?毛泽东未作肯定答复,只说可以相机而行,但由于缺乏武器,完成不了大的战斗任务,也不能集结过多兵力,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
总之,毛泽东是留有余地,不夸海口的,不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义务。但他仍是从全局利益考虑的,对日寇的北进是有防范的,所以实际上加强了长城一线的兵力部署,如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并向东北渗透。而日寇也立即觉察到了,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部署是十分英明的。毛泽东也多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兄弟党单方面做出牺牲,这样不仅帮助不了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而王明恰恰是惟斯大林之命是从,领了钦令,往中国问题上套。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向斯大林介绍过,解释过。因为他自己就不清楚。所以,在“七大”时,我问毛泽东:王明的问题症结何在时,毛泽东说:“他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而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和王明的根本区别。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电台工作也就结束了,资料交给中央机要局保管,到了1944年,“农委”也宣布撤销。但同斯大林的电报联系仍继续,电报的翻译工作,我一直继续到1957年离开中央机关时为止。当我把共产国际解散的电报译给毛泽东听时,他十分兴奋,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然后又笑着对我说:“把你也解放了。”意思是不会再有人催我返回国际了。

整风和肃反

延安著名的整风学习是1941年开始的,最初只在中央领导层中学习,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为了领导这一学习,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毛泽东事情太多,只挂了个名;刘少奇是政治局委员,但自“皖南事变”后,他费尽周折,历时一年多才回到延安,对情况不大了解,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如对他的“西瓜政策”反应比较强烈等),他也没有管。这就给康生造成大显身手的条件,而且毛泽东确实也对康生这样说过:“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来做。”
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在1942年1月,有一次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时,他仍是这样说的,
我说:“学习讨论中总有人提出‘错误路线的责任是谁’的问题”。毛泽东说:“不对,不追究个人责任,弄清思想就行了。”在整风学习中,康生提出要求,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他工作,中央同意了。康生这一着,从好的方面说,是很巧妙的,从坏的方面说,是很毒辣的。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政治秘书,自然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行事,因此,有了他们,工作推动起来,容易得多;而一旦出了问题,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谁也逃不脱一份责任。 于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王明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稼祥的政治秘书陶铸,康生的政治秘书匡亚明,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我们都帮他工作。我工作的范围,就是任弼时分工的范围,主要联系西北局和西北联防司令部的整风学习。
党中央在延安,对西北局的工作格外重视,对西北局的领导表示了尊重,甚至有很多迁就之处。毛泽东讲过:“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也要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他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并特别强调:“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为选拔西北工作的负责人,征求大家意见。说实在的,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再没有什么有威信的人,大家只好论资排辈,那么高岗的资历最长。高岗当时在内蒙工作,毛泽东把他调回,让他负责西北局的工作,毛泽东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其实高岗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有限,尤其是品德不够好。担任西北局书记之后,经常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还算恪尽职守,但很快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毛泽东住到枣园以后,建立了一套会客制度,其中规定来人要登记、会见主席要经过通报等等,但高岗去见毛泽东从来不让通报,而是径直去见。工作人员很有意见,但他很不自觉。日本投降以后,他把西北扔下去了东北。进了大城市,他更加放肆、忘乎所以了!
集中在中央党校的“七大”代表们,整风学习一开始,就联系到一些历史问题,意见很激烈,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应该怎样看待曾经对敌人作过假自首的党员?被敌人逮捕的共产党员中,除了叛徒,一种是坚贞不屈而献出了生命的;一种是侥幸生还的;还有一种是经组织允许以假自首而保全了生命,继续为党工作的。三者孰为高尚?哪一种是应该称赞和提倡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因为刘少奇在领导北平地下党的工作时,为了保存党的实力,曾经允许一些党员假自首。不过仍有坚决不履行“自首”手续的同志,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而假自首的人一直健在。为此,代表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刘少奇就是为这件事不愿抓总学委的工作,还要求退出学委——以免自己在那里有什么妨碍。不过刘少奇为自己也做了辩解,那就是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做过一次专题报告,重要内容之一,是讲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有时是需要迂回才能继续前进的。并形象地说是“西瓜政策”,即外皮是绿的,内心是红的。
高岗对刘少奇是傲慢不恭的,所以他的报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直到毛泽东说了话,他说:“假自首的,仍一概承认是党员。”意见才得以平息。但在部分党员中,嘴上不说了,心里仍不服。毛泽东后来又说过:“刘少奇是犯错误较少或最少的一个。”一时在延安传说着“除了毛主席,刘少奇最正确”的话。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张闻天。我们党的许多干部和理论家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可是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却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整风学习批判的教条主义本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所谓“领袖”、“理论家”的,这样一来,矛头移向了以张闻天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例如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他的英文水平较高,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但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受到批判。因此柯柏年发誓不再搞翻译。这件事毛泽东也知道了。大约两三年后,毛泽东在王家坪同柏年相遇,毛泽东对他说:“你还是要翻译啊!”
柯柏年坚持说,再也不搞翻译了。
康生亲自插手,把学习变成批斗,批斗党内许多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不追究个人责任,才使康生稍微受了点限制,但他并不甘心就此止步。
终于,他找到了突破口。1942年五六月,他一手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在《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13日)副刊发表了《野百合花》,在《谷雨》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这些文章都是指责延安的干部同群众有隔阂,干部不能平等待人;对人缺乏关怀和爱护等等。尤其是说“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说“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而延安却“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毛泽东对这些言论曾不指名地批评过,他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以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说话。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毛泽东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仍是对待思想认识问题。而康生则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走自己的路。
同年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然后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对王实味的批判。对王实味的批斗大会从5月27日开到6月11日,康生多次到会,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类似王实味这种认识的还有别人。就在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成全(原名陈传纲)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他在信中提出了除整顿三风之外,还应该整顿“人风”。他所谓的“人风”,无非也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此外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此信我看过。
成全和王里(原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的研究)是夫妇,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仍有接触。另有潘芳、宗铮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把他们5人定为“托派”关系。
康生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再把于炳然同成全、王里、潘芳、宗铮连在一起,当然也就同王实味连在一起了。从1942年的8月到10月,开了72 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康生的雪球就是这样滚起来的。这个雪球滚得可够大的,直至全国所有的地下党组织几乎都成了“红旗党”。
12月,康生到西北局正在召开的高干会上做报告,专讲“锄奸”问题。他在报告中讲延安的“特务如麻”。说“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并杜撰出一种规律:“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康生的报告作完以后,毛泽东也讲了话,同意和支持了康生,于是有的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都跟了上来。
康生所说的“一种特务是派进来的,如戴笠派进来的特务”,是怎么回事呢?
1942年,保安处的侦察科长布鲁出差到关中,任务是建立那里的情报网。他住在马栏。当地有个叫吴南山的青年主动找到他,要求自首。因为他参加了戴笠在汉中办的特务训练班,全班46人,全部被派进了陕甘宁边区。他自己的家就在马栏附近,他怕自己一旦败露,将会殃及全家,所以主动投案自首。布鲁根据他交代的46人的姓名和所在部门的线索,很快就调查核实清楚了。这些人有的在兵站,有的在运盐队,无一在重要岗位。这些青年都是被迫当了特务,所以一谈就交代,口径也都吻合,查清就完了,并未捕押一人。此即“戴案”,或称“汉中训练班案”。
康生得到下面的汇报,便拿了到毛泽东面前去夸耀,毛泽东追问他:此案究竟是谁破获的?康生才不得不说出布鲁,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可见毛泽东是明察秋毫的。
康生一辈子干坏事都是冠冕堂皇地进行的,他站在专政的最高权力地位,要我们内部“自相残杀”,实在是太容易了。
1943年3月,传出胡宗南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4月1日,
康生把保安处处长周兴和我(一局局长)叫到他的面前,给我们布置捕人的任务。他的理由是:一方面,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为了防止有问题的人同他们“联络”,需要“整顿后方,清理阵营”。他手里拿着个名单,一边说,一边在人名上打着记号,有的划“○”,有的点“·”,嘴里念叨着:“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这个是‘汉奸’,这是‘叛徒’、这个‘日特’……”划完了吩咐我们把划了“○”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进行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看到了打“○”的有个“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就……”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嘴里“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换成“·”交给了我们。这些人是否真有问题?我们不知道,他是权威,我们只能照办。经过两天的准备,从晚上到天亮,一夜之间捕了200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调查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抓捕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抓人之后,中央宣布“普遍审干”开始。
康生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不仅向毛泽东汇报了“戴案”(这是真的);还将张克勤编造的假口供送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传阅;王实味案也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从这些出发,毛泽东作了“整风要解决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种矛盾”的指示。这就与整风初期的“为了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不同了。
1942年12月,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泽东继康生之后讲的一番话,内容是这样: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我们这里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被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说话,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五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指吴奚如和王实味——笔者)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这说明对康生这一套,一般人辨不清,毛泽东也辨不清,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毛泽东毕竟不同于康生,也不同于一般的人。康生说“特务如麻”,毛泽东只说“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
1942年12月,西北局的高干会上,康生、毛泽东先后讲话之后,审干就在面上铺开了。于是“特务”越来越多,为了加一把火,康生发明了“抢救运动”,即“抢救”“失足者”。既是“抢救”,自然不能温良恭俭让。很快就“证明”了“特务如麻”。各单位弄到没人看管“特务”了,因为看管“特务”的人也是“特务”;吃不上饭了,因为炊事员也是“特务”,不可信了……
康生的“抢救运动”搞得“特务”遍地,人人自危,各级干部都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以杨家岭为例:中央机关也在“抢救”,柯庆施的老婆已经被逼自杀了,柯庆施还在没完没了地挨批斗。有一次批斗会是李富春主持,斗争会从下午开到深夜,柯庆施和群众顶着牛,大家都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可就是无法结束。康生在自己的窑洞里听得清清楚楚,想出了点子便去了。他到场之后,发表了一通言论,主要意思是说:让柯庆施去“自救”,大家休息。于是散场。
康生对自己这一着特别得意,他对许多人讲:“李富春收不了场,我给收了场”。李富春是不可能想到让柯庆施去“自救”,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善良的人都不可能想到这一着!然而这是非常恶毒的一着,康生进而完善了他发明的“规律”;“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运动’,‘抢救’不成而‘自救’”。这就是说,受害人永远没有个完!而这正是康生的真正用心。
批斗柯庆施,康生在自己的窑洞里听见了,同排窑洞的毛泽东也一定听见了,他怎么想?不知道。“抢救运动”进行了三个多月,7月1日,毛泽东给康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的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
越往后,看得越清楚。延安从整风到审干到肃反,真正成为问题的,一个是“戴案”,一个是“七大”代表中几个有过变节行为的。而这些都不是“抢救运动”“救”出来的,就是在“七大”代表中搞得很厉害的“抢救运动”,对那几个变节分子也没有触动一根毫毛,而是在任弼时的启发下,在“七大”的感召下,自动交代的。“抢救运动”有百害而无一利!“特务如麻”从根本上否定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否定了人心所向!
在不可收拾的情况下,许多领导同志忧心忡忡。后来有的说徐老(徐特立)给毛泽东提过意见,因为自然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被逼死了两个,徐老认为整个做法不是实事求是;有的说高岗向毛泽东提过意见:怎么干部子弟都成了“特务”了?!西北干部都是一块儿战斗过来的,怎么能同特务联系上?这些是后来听说的,但当时我确知任弼时向毛泽东提过意见。他说:“‘七大’代表中搞出那么多‘特务’,这会还开不开?难道我们同‘特务’一块儿开会不成?!”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到中央党校、行政学院等单位,向被审查的同志承认错误,他明确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同志们受委屈了,有些怨气是不是?‘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事情不是我直接干的,但是我要负总的责任;这场运动好比是夜间演习,没有用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分不清敌我,打在了自己人身上,留下了石灰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把石灰印拍掉,向你行个礼,赔个不是。现在我就向大家行个‘脱帽礼’,请大家原谅!大家要是不原谅,我就不戴帽子。”说着,摘下帽子,深深鞠躬。在场的人早已感动得泪流满面,向毛泽东报以热烈掌声!毛泽东的头发在寒风中飘动,有的同志带着哭声喊道:“主席戴上帽子吧!”
另一次,毛泽东还说到“一人向隅,满堂为之不欢。”毛泽东没有到的单位,都由各单位领导效仿毛泽东向整错了的人赔礼道歉,很快恢复了正常。
那段时间,我除了同周兴写那没有被用的总结以外,就是看犯人口供。当我看到那一大摞交代材料时,很为我不在的时间大家工作的成绩而高兴。全部看完之后,又选出五六篇最精彩的送到毛泽东那里。甚至打算把“罪大恶极”的处以极刑。
直到4月初的一天(1944年),毛泽东把周兴、李克农和我叫到他那里,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我永远佩服毛泽东引导人思想的本领。只是这次谈话不知为什么没有主要人物康生?后来知道,毛泽东是和康生谈过的,但康生置之不理,才找我们的。康生为什么置之不理?他正在准备整高级干部,他暗中搜集叶剑英夫人的“材料”,准备将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将叶剑英夫人弄成“特务”,再株连叶剑英。我曾得到点风声,对康生说过“不要捕风捉影”,他反怪我“把消息透露出去了”。这是我必定倒霉的又一原因。而康生在“文革”中终于“大显身手”,终于达到除掉我们许多高级干部的目的。
毛泽东首先说:“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别送了。”(后来他还说过:“读那些口供像读小说一样。”) 我们一个个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我敢说话,问“为什么?” 毛泽东说:“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我说:“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毛说:“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我又说:“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毛:“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我说:“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毛:“有一句话不确实,那么可不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 我还不服:“总不会全盘皆错吧?” 毛泽东正色道:“我正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为什么?” 毛:“我就是要问你们为什么?”我还想辩解,周兴示意叫我别说话,听毛泽东讲下去。 毛泽东继续说:“你要不信,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十句错了改十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我们仍然有些茫然,至少我是这样。毛泽东问:“你们审问犯人有没有拿棍子的?”这问题我无法回答,我承认自己不知道。周兴说:“有,岳云高就是这样的。”我怕毛泽东不知道岳云高为何许人,便补充说:“他是审讯科长。” 毛泽东肯定地说:“这就是口供的来源。”听了这句话,我悔恨极了!自己为什么就不了解一下这些口供是怎么来的呢?!后来才知道,连周兴也是提着棍子审问的。
毛泽东举了他在中央苏区时经历的事例来开导我们。那是反对“AB团”,抓住可疑分子就审问,所谓“可疑分子”全凭抓人者的感觉而定,而且审问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AB团”的。毛泽东为了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何谓“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两根大拇指绑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认,就往棍子中间钉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认是“AB团”,承认了便拔掉楔子,一松开犯人又不承认了,不承认,再钉楔子,如此反复,直至犯人再也不敢翻供为止。
我不禁发指,已经坐不住了。我觉得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太正确了!否则,不管有意无意,都会错杀许多好人,想到我们险些错杀了人,不寒而栗。中午回到保安处,我来不及吃饭,先找了一个坦白“最好的”犯人来谈话。我问他:“这口供是你的吗?”那犯人承认:“是的。”我又问:“这口供是真的吗?”他哭了。我让他说真话,他推翻了全部口供。我批评他欺骗人,欺骗党。他说是为了吃饱饭。当然也有坚贞不屈,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如孙作宾(后任甘肃省委书记),仅仅因为他的侄子孙蔚如是国民党的军官,康生命我以西北局的名义把他从关中调来,关押在保安处。他不说假话,吃的苦头也最多。70年代末,我在北京同他相遇,想同他交换意见,但他不谈,满脸的愤怒和睥睨。
到了同年7月,在押犯人已大部分甄别释放,我被调到社会部情报室任主任。 还是到了康生的手下。这里说的是大部分犯人甄别释放了,还有少数是康生亲自控制的,仍在关押。除了众所周知的王实味,还有一些人们不大知道的。如有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了陕甘宁边区,其时只有十六七岁。1943年我接触这个案子时,她已在狱中度过了5个春秋。我找她谈话时,问到“王克敏(大地主,伪华北行政区主席)和你是什么关系?”她说:“我叫他叔叔。”问:“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她对这个问题颇觉奇怪,说:“我来,他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问:“你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她说:“听同学都说延安好。到延安来是为了救亡。”再问她:“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回答:“不知道”。从任何一个方面看,她都不像,也不可能是特务,因此我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但是康生不同意,尤其是曹轶欧极力阻拦,不让释放。其中原委,不得而知。这些使我想起一件事,那是1940年底或是1941年初,我同陈郁参观延安柳树店的白求恩和平医院,我们详细地了解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一位女护士给我们讲解,她对医院情况很熟悉。参观过程中,她把我们带到一间十分宽敞、豁亮的大厅,里面用布帘隔成几间,其中的一间摆着一个大槽,槽里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惟这具完整,还未使用。”她又解释道:“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听了颇觉诧异,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是:“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了令人毛骨悚然。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人治,故有清官、贪官之分。延安的干部一般都是献身革命的,能秉公办事。而像康生这样的人,也能干坏事,关键在于没有监督机制。

摘自:《人物》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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