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伟业伟绩——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三十周年
作者: 秀(冯.岗.橙.贝)
毛泽东所以伟大，是因为无论在他的生前，还是故后，他的非凡伟绩、光辉思想和巨大魅力，总是超越时代泽被后世，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一代又一代人们。
“八百里洞庭今入眼，五千年历史再从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毛泽东大气和潇洒一生的写照；1939年以来，当毛泽东政治秘书30余年、因“天才” 问题在庐山翻船、刑满刚出狱的陈伯达对记者叶永烈说：因天才问题我在庐山翻了船，但“天才”问题，至死不会改变我的看法。毛主席就是我们党的天才领袖，几百年才出现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事研究专家李明显在《晚年毛泽东》一书中写到，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才在国际政治中获得了超越自身经济实力的战略地位。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克服 经济困局，使中国得到跨越时空式的发展；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期间，有专家在阐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时指出，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20世纪一位有世界影响的伟人。毛泽东的名字，载入了中国的史册，也传遍了整个世界。毛泽东的功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骄傲，同时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光荣。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世界人民的真诚朋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千疮百孔的一片废虚中开始起步，毛泽东不仅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尽管由于缺乏经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犯过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总的说来，毛泽东带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确实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向前进了；有学者指出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在当时已经使中国极度贫弱的面貌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改变。尤其是1971年和1972年间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76年已与110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从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为20世纪最后的20年实行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过着四菜一汤的节衣缩食生活，在世俗中做出了与寻常百姓一样的事情。邀请工人、农民、战士到家中做客，给“囚犯”脱帽三鞠躬，给部下执绋抬棺。在中国历史上可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以他崭新的思想境界首创了先秦哲学家韩非子倡导的“国无盗贼，道不拾遗”的社会风尚。
一、伟大领袖平民意识
1、毛泽东主持给战士张思德开追悼会
“为人民服务”这篇闪闪发光的名著，是毛泽东在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大会上的发言，后经“解放日报”发表，从此这句话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执政党的座右铭，整整六十年。毛主泽亲自给张思德开追悼会，就是告诉大家革命队伍里没有职位高低、官大官小之分，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证明只要中国共产党执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不会过时，就必须坚持。
张思德同志1915年4月15日生于四川六合场韩家湾。1935年12月参加红军， 1940年初他带领战士到延安老林中烧木炭，1943年初夏调到毛主席身边当警卫战士。1944年当组织上再次派他去烧炭时，因炭窑忽然崩塌，张思德为救战士不幸牺牲，时年29岁。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很快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非常难过地说：“张思德是个好战士，站岗、放哨、陪我外出很熟悉。”深思了片刻，十分动情地对警卫团的领导说：“山里狼很多，要保护好尸体，不要被狼吃掉，要做一口好棺材安葬，张思德是为集体而死的要开个追悼会，我去参加。”“追悼会”大概就是从张思德开始的。
2、毛泽东同演员一起演出
1943年6月10日，由曾艺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毛泽东不顾日理万机的劳顿，和他的女儿一起演戏。他扮演杨白劳，女儿演喜儿，一会他又扮演黄世仁。演技虽说生硬，感情十分投入，同其他观众一样，一会热烈鼓掌，一会儿又泪流满面。演出结束时，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当轮到扮演黄世仁的演员时， 毛泽东眉头一皱，终于未同这名演员握手，因为他仍然沉浸在剧情中。直到深夜，毛泽东仍意犹未尽，又找来其他同志探讨剧情，窑洞里的灯光整整亮了一夜。
3、毛泽东向高玉宝发请柬。
被誉为“战士作家”的高玉宝创作的长篇小说《高玉宝》，自20世纪50年代出版发表后，在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中《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编入了小学教材亦制作成电影，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1952年国庆节前夕，当时还是驻广东某部战士的高玉宝，收到解放军总政治部转来的毛主席发给高玉宝的一张大红请柬：“定于１９５２年９月３０日下午７时在怀仁堂举行招待会，敬请光临——毛泽东。”高玉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
仅读了一个多月书的高玉宝，在战争年代边学文化，边搞创作。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创作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传世佳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创造了世界文学史上——书名、作者、主人公三个均为一人的先例。毛泽东阅读后，称赞高玉宝写得好，遂推荐给他的子女阅读。
宴会中，解放军代表团领导人肖华，带领军队代表向毛主席敬酒时，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毛主席介绍说这就是你邀请的战士作家高玉宝。毛主席高兴的站了起来，举着酒怀风趣地说：“久闻大名，你的大作写得不错。来，同战士作家干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张请柬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高玉宝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奋力拼搏。先后出版发行了长篇小说《高玉宝续集》和其他一些优秀文学作品。如《我是一个兵》、《春艳》。《人生》这部书，从他的大学一直写到他退休后的晚年生活。
4、毛泽东为张浩执绋抬棺
张浩原名林育英，化名张浩。1935年受共产国际的重托，肩挑货郎担，行程万里的艰难拔涉，终于完成了共产国际的重任，于11月胜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交界定边县瓦窑堡）。张浩1887年出生于湖北黄岗林氏家族。林家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出了三个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张浩（林育英）、林育南和林彪（林育蓉）林氏三兄弟。1922年张浩经林育南与恽代英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去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1929年至1933年在中国共产党里担任多项要职。1935年7月25日至8月 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张浩授命作为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同斯大林一起讨论共运和中国革命问题。为了向正在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委派熟悉张浩的同志一同途经蒙古回国。历经千辛万苦一个多月的艰苦拔涉，于1935年11月初到达陕甘交界的定边县，很快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张浩有着重要贡献。一是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的《八一宣言》的经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中共制订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解决了党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路线和策略问题。二是以国际代表身份说服了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的问题。张浩到达瓦窑堡，传达完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就已完成任务，说服张国焘北上共产国际并未授权，且共产国际也不知道此事。张浩是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下才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出现，因张国焘做贼心虚，对张浩的举动言听计从，收回成命撤消了伪中央。共产国际得知张国焘分裂中央问题妥为解决后，对张浩先行处理而后报告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张浩利用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为党和红军立下了大功。巩固了中央，稳定壮大了红军。
1942年3月6日，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年仅55岁。毛泽东亲自为张浩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和“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材抬到桃花岭上安葬。毛泽东亲自为一个共产党员执绋抬棺，这是他一生中仅此一例。
5、毛泽东向“囚牢”里的许世友脱帽三鞠躬
1943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了休整性的整风运动，整顿队伍，整顿组织，肃清思想流毒，团结一致为下一步战略转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作准备。在这次整风中张国焘在长征中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行径，受到批判。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部分将士被一些人指责为“与中央唱反调”，“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等，情急之下许世友与一些将士欲远走四川打游击，来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此事被中央知道后，毛主席下令：“这还了得，全部抓起来！”。
一天，毛主席来到许世友被关的石屋，看望许道：“许师长，让你吃皮肉之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向您和四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站着的主席接着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连鞠三躬。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此时并没有感恩之状，在他看来这是虚假的做作，霎时间怒火中烧，冲动如潮，紧攥拳头的右手向毛主席挥来，还说：“可惜我手中没有枪，要有枪，我不毙了你才怪哩！”，此时在一旁的罗瑞卿立即命令到：“还不快给我抓起来！”，卫士们一起动手，三下五除二就把许世友捆了个“四蹄倒栽葱”。随后，主席认真阅读了许世友一案的处理意见，回复许案的主呈人康生“还是团结为重，四方面军的干部尽快放。许世友是一名有影响的将军，还是不杀为好，具体意见拿不出来，你们看着办吧”。康生断章取义地起草了枪杀许世友的公文，要许签字，许描了一眼道：“杀头不过碗大的疤，我许世友打了上千次仗没有一次想活着回来，今天要死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临死前与毛主席见上一面，我要当面与他理论”。主席很快回复了“同意见面”的回话。粗中有细的许世友此时感到主席有不杀的意思，也突然改变了与主席理论的计划，既然主席给了面子我领情，再问主席能否带枪去见？主席命令到：“请你们立即转告许世友，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也可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不怕死！”
许世友带着驳壳枪，手竟发抖起来，没想到主席能如此允许，这绝非一般常人的胸怀。为防万一，警卫战士手握实弹的手枪，高度集中。许世友一进屋“扑嗵”一声，双腿跪在主席面前，双手把驳壳枪高举说道：“主席，他们缴枪我不给，我把此枪交给你，这枪刻着我对革命的忠贞，我丝毫没有谋杀主席之心，有的只是对您的歉意……”许世友说完，泪如泉涌，低下了他那宁死不屈的头。
毛主席听此话，一阵激动，赶忙上前把他搀扶起来，并端上一杯水放在他面前，道：“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办不成，搞分裂是张国焘的事，与红四方面军无关。”许世友遂表示，“我许世友为穷人打天下，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此后，许世友对毛主席忠贞无二，二人交情甚笃，成了毛泽东的铁杆司令，毛令一出，所向披靡，为使命而舍生取义。
毛泽东的脱帽三鞠躬之举，凝聚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十几万第四方面军的军心！极大的壮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力量。
二、毛泽东的题词题字
在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伟大实践中，书法艺术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以狂草而著称的书法艺术常给人以清新、大度和向上的激情，洋洋洒脱、气度非凡，不仅气势磅礴，还充满激情，给人以“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之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毛泽东的一生留下2万多件珍贵手迹。这些手迹的绝大部分都被收藏在中央档案馆。最早的有他的中学作文，最晚的有他的临终绝笔。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主席对英年先烈刘胡兰的题词。刘胡兰1947年1月12日壮烈牺牲在阎锡山匪军铡刀下的烈士，毛泽东用“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概 括了刘胡兰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刘胡兰生于1932年，牺牲于1947年，原名刘富兰，山西文水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童年时她和小伙伴一起站岗放哨，传递情报。13岁时参加了妇幼干部培训班，担任了村区妇救会干事，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她的各项任务。1946年6月，刘胡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了小学生的座右铭，在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小学校的大门两侧用白底红字工整的楷书书写。该题词源于1948年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一役中，16岁的马毛姐小战士作战英勇，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组织上为了培养他，离队到后方上学。毛泽东知道此事于1951年 11月4日提笔写了这一千古名题。毛泽东题词后，军队领导在毛泽东题词的后面接续了“立志成才，报效祖国”两句，而广为流传的，还是毛泽东同志题写的上两句。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1961年正是帝、修、反联合反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獗的时候，为了把全民皆兵推向新的高峰，全歼一切来犯之敌。此刻中南海女民兵吴旭君（毛泽东的保健护士）正在严整操练，毛泽东欣然提笔写到“飒爽英姿……”的为女兵题照的墨宝。真正起到“六亿人民六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国人民纪念1840- 1949年为祖国为革命牺牲的英雄而建的巨大石碑，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碑高37.94米，正面刻有毛泽东同志的亲笔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身背面刻有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周恩来同志亲笔书写的碑文。读起碑文犹如站在高山之巅，向群山愤诉，向全世界人民宣布，向帝国主义呵斥：中国雄狮苏醒了，新的时代开始啦！
“江山如此多娇”是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大型挂毯的题词。该挂毯系集全国数百名高级刺绣大师经100多个夜以继日的工作，将祖国一派大好河山的图案一针一线刺绣而成。毛泽东主席题词后总有不尽人意之感，随手题写了数条，还是不能自定，遂委托周恩来总理选定。总理将几条中书写的最好的几个字组合在一起，成了现在无可挑剔的墨宝。
毛泽东的报头题墨，洋洋洒脱，气度不凡。毛泽东在1946年、1948年、1949年，他曾3次亲笔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现在的《人民日报》报头题写于1949年8月。《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河南日报》都是毛泽东的题墨。《红旗》杂志刊名题写于1958年6月的创刊号上，《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创刊号首篇位置上。据资料显示，现在省级党报的报头几乎都是毛泽东同志所题，唯有《浙江日报》例外，毛泽东解释说，《浙江日报》是鲁迅先生的字，应该保留下来。此外，王子野先生珍藏的一帧毛泽东题写的“学习”二字的手稿，是毛泽东为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出版的刊物的题名；1948年4月，毛泽东率领陕北撤离经晋绥解放区到达晋察冀解放区，住在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当时正在筹划创办一个党政刊物，取名《建设》，王子野就找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请他帮忙，田家英答应并立即得到毛泽东的亲笔手迹；1940年，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创刊时的报头就是毛泽东题写的；毛泽东书法最为打动人心的，首先是其书法大幅摆动、错落有致、出神入化的章法。它的突出特点是“动感”较强，富于浪漫主义，有些虽然奇特，但又合乎人意，如天津《老年时报》，可以说，毛泽东的书法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国建设报》、《中国电子报》。《中国足球报》以及许多晚报的报头，都是集毛泽东的遗墨而成，由于编者精心运作，布局得体，字迹连贯，浑成自然，颇具神韵，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其次，毛泽东的报头书法，将其恢宏的书法形式与完美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报头书法艺术与诗词艺术两相辉映，书诗气韵达到完美的境界。
三、《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著作》出版与发行
最近据香港《成报》9月19日（2005）报道：出版《毛泽东语录》卖断市。最近在台湾的书店中，出现一本300多页的繁体字版新书《毛泽东语录》，吸引不少台湾读者买来一看究竟。由于明年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这本书正掀起台湾另一波阅读话题。
《毛泽东语录》首次在台湾正式出版发行，且一上架就掀起热潮，加上香港、新加坡反应热烈，出版商东观国际文化有限公司为供应市场需求已加印两次；对于《毛泽东语录》在台湾出版发行，台湾新闻局长姚文智说《毛泽东语录》早已在台湾私下贩售了至少有20年的时间，因此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或造成思想毒害的问题，反而应持开放的态度，毕竟只不过是一段“他国”的历史。
中国大陆亿万读者尊称毛泽东的著作为“红宝书”。“红宝书”是指毛主席所有 著作中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诗词、题词、最新指示等方面的书籍。早在1937年《毛泽东论文集》已在上海大众出版社印刷。在“文革”期间，“红宝书”几乎发行到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当年“红宝书”的发行数量极大，可我国究竟发行过多少册“红宝书”？各种报刊媒体的说法经常不一，有说20亿册，也有说35亿册的。为了搞清“红宝书”的总发行量，吴伟忠先生翻阅了大量资料，基本了解了建国后我国“红宝书”的发行数量。“红宝书”的发行分“文革”以前和“文革”时期两个阶段：1、1953~1965年，“红宝书”的发行量：《毛泽东选集》（一至4卷）出版、发行了22版，共115万套（其中精装本18万套）；《毛泽东文选》出版了48版，发行了910万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出版了224版，发行了5155万册；《毛泽东诗词》出版了19版，发行了200万册。此外， “红宝书”还发行过外文版（有英、俄、法、西班牙、日本等五种外文），其中《毛泽东文选》英文版1.2万套（卷）；俄文版2.2万套（卷）；法文版1万套（卷）；西班牙版5000套（卷）；日文版8000套（卷）。《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英文15版，30万册；俄文版15版，30万册；法文版 15版，20万册；西班牙版15版，12万册；日文版15版，12万册。共6489.7万册（套）。2、1966~1976年“红宝书”的发行量：“文革”期间“红宝书”的发行数量大大超过了“文革”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授权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印了近870版，发行了3.25亿套平装本、255万套精装本；解放军系统印了210版，发行了211万套平装本，308万套精装本。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外文版，英、法、俄、西班牙、德、日、朝、越、阿拉伯、印等14种语种，共印刷、发行了122万套。授权出版的《毛泽东文选》印了500多版，发行了2.525亿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印了6000多版，发行了28.86亿册；《毛泽东语录》印了3200多版，发行了9.656亿册；《毛泽东诗词》印了400多版发行了 8570万册；此外，解放军系统出版的《毛泽东语录》还有4500多万册。至此，“红宝书”的发行量自1953年至1976年的23年间，共出版发行了 46.3366亿册（套）。
毛泽东是世界元首级领袖人物的著作巨匠，他的著作、诗词、题词、题字和书法艺术水准，达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峰。
四、毛泽东的稿酬及财务管理
（一）毛泽东的稿酬
1、毛泽东的稿酬累计1.3亿元
毛泽东的著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的稿酬及外文出版的版权费、稿酬的累计加利息，到底有多少？50多年来是怎样计算的？毛生前有否动用过？动用了多少？毛生前对其稿酬的安排有否留过遗嘱？党中共是如何处理毛的稿酬的？对这些疑问，外界一直是个谜。
直至2003年7月中旬，由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得以公开。
国务院对该请示作出了三点意见性的答复：第一，作为特殊性质、特殊状况处理毛泽东的稿酬、版权费，以不纳税为准；第二，还是作为党的资产的特殊性处理；第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那么，毛泽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究竟有多少呢？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达1.3121亿元人民币。
2、毛泽东对稿酬的处置
1967年10月，毛泽东曾查阅本人稿酬累计情况，当时有570多万元。毛在“五百”二字上圈了之后，批道；上缴党费。结果，此举被“中央文革”卡住，指出：主席胸怀，主席气魄！
1976 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据汪东兴所述：毛泽东稿酬累计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知道。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
毛泽东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从稿酬中提取22万元，给7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10万元，（1920年4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2万银元给困境中的毛泽东，毛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1966年年初，毛又提取了10万元给了程思远。从 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
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给护士吴旭君2.5万元，两次给汪东兴4万元和身边其他工作人员15万元。
3、稿酬遗产处理的争议
毛泽东逝世后，关于毛的稿酬遗产如何处理，党中共内部有争议。据汪东兴说， 毛泽东曾讲过，死后都缴党费，身边的就分给警卫员。
据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说，当时江青曾多次问毛有多少稿酬，将来怎么安排？毛心情好的时候说：“留部分给你，留部分给小组（指党小组），大部分缴党费。毛心情差的时候说：“你盼我早死，你可独霸遗产。告诉你，我死前会留言，都缴党费！”
对毛稿酬遗产，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的遗产，并提出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了近200万元，用于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五、毛泽东的尖端武器战略决策
1、毛泽东的“两弹”决策
法国总统戴高乐有句名言：“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算大国。”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辉煌历程，研制两弹（导弹、原子弹）是非常值得自豪的篇章。新中国仅十几年就掌握了远程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这一震惊世界的奇迹与毛泽东在几个重大关键时刻的决策密不可分。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搞核武器，是1954年秋在会见原苏联赫鲁晓夫时就已经确定，当年10月3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正式会谈，在双方的友好气氛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询问在这方面能不能有所帮助。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惊讶的表情，认为中国要造核武器，把现在所有的电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答应为中国造一小型原子堆以培训一批干部，并接收一些留学生去苏联学习。此时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二年，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却想造最尖端的工业科技结晶的核武器，难怪会让赫鲁晓夫吃惊。
1954年秋天我们从广西传来消息，制造原子弹的铀矿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最基本物质解决了。铀矿的发现，促使核原料匮乏的原苏联积极与中国联合进行铀矿勘探开发搞核研制。
由于赫鲁晓夫要搞核垄断，对中国的帮助仅停留在口头上，即是答应帮助建一小型原子堆培训干部和留学生，中国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核武器来。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时不我待，毛泽东拍板说：“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随后毛泽东就主持在中南海举行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我们的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带矿石、仪器在现场进行讲解。
1964年10月中国试验成功原子弹时，一些美国人还讥笑是“有弹无枪”。其实1960年11月中国就试验成功了国产的近程地对地导弹，又于1964年9月将国产的中近程导弹试射成功，并进入批量生产。原子弹生产出来，便可以“两弹”结合形成远程核打击力量。
1961年夏天，全国面对饥荒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时，中央对核工业出现了“上马”和“下马”两种意见的争论，毛泽东对这一争论说：“脱了裤子当了，也要造原子弹”的决心。
从1954 年10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提出研制核武器，到1964年10月仅10年时间，我们在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取得举世震惊的成就。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又于1967年成功试验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然而，中国掌握“两弹”用了远少于美、苏、英、法的经济投入，而在研制时间上，他们用了几十年才完成的东西我们仅用了10年时间，且白手起家，是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现。
然而，目前中国的导弹在世界武器之林中的地位如何？众所周知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从俄罗斯进口S—300型导弹，成为国际上的一项大宗兵器贸易。香港《广角镜》月刊10月号披露，中国最近对马来西亚出口新型防空导弹，显示了我国研制能力和技术水平。近几年来中国已有十几种导弹出口到海外，最受欢迎的品牌是 “击鹰”系列反舰导弹和“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经实战演习，射击命中率达95%，超过此前国际上畅销的同类美制陶式导弹。
中国在防空导弹研制和使用方面，还具备比较雄厚的基础，早在1959年，中国空军新建的地空导弹营便使用原苏联“萨—2”导弹，在世界上首创以防空导弹在实战中击落敌机的范例。接着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土防空和打击美机侦察入侵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在北京军事博馆中美制高空U2型侦察机及机翼下的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残骸就是毛泽东亲自点将，命令海军航空兵打下来的20架之一的美国间谍飞机。从此美国高空侦察机 “萤火虫”再不敢轻举妄动，频繁入侵中国领空了。
2、“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
（1）一条奋起直追的航天之路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之后，中国科学院即成立以钱学森等人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及空间物理探测的研究机构。
然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国民经济处于极度困难时期，放卫星与实际国力已极不相称。直到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人造卫星的科研课题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1964年10月，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科技人员尽快把尖端科学技术搞上去的信心。接着七机部研制运载火箭，中国科学院研制卫星本体，地面观测设备以中科院为主，四机部配合研制。1965年9月，中国科学院筹建起人造卫星设计院，着手拟定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
（2）鲜为人知的八公里探空
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研制的液体火箭终于树立在20米高的发射架上。发射场位于上海南汇县一个老港镇上，条件之简陋，在世界航天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一台借来的50千瓦的发电机放在地上，四周用芦苇一围，顶上再盖上一张油布篷，就成了“发电站”。“发电站”离发射场和“指挥所”虽然只有100余米，没有步话机，更没有电话，甚至连个高音喇叭也没有。发射场总指挥要下达任何命令，靠的不是扩音器，而是扯着嗓子喊叫，或者干脆挥手打哑语。更叫人无法想象的是，给火箭加注燃料时，由于没有专用的设备，只好用自行车的打气筒……。
这在21世纪的今天，显然是原始得近乎荒唐，甚至令人难以置信。但随着一声指令，火箭忍着饥饿的肚子，硬是飞上了天空，虽然只有8公里！
为了这短短的8公里，堂堂中华大国竟走过了千年的路程。但是，它却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枚自己研制发射的液体探空火箭，它从研制至发射成功只用了半年时间。 它的成功，为下一步中国的卫星上天开辟了道路。中国在走出地球、奔向太空的 远征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3）“东方红”初奏序曲
1964 年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导弹发射成功；同年7月9日和11日，又连续发射了两枚导弹，使全程试验均获得圆满成功。这表明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经过了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艰难历程，将由研究试验转入定型试验，由工业的批量生产进入航天工业发展的新时期。
1964年10月 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又爆炸成功。这一方面标志着我国工业初具规模，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另一方面则显示了我国的新型材料、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等技术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于是，导弹的成功，原子弹的爆炸，为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因而发展人造卫星的问题自然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64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科学家代表赵九章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第二天就当面交到周恩来总理的手中。
196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受原国防科委的委托，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论证会。
至此，中国的航天技术，从1958年毛泽东主席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走过了整整7年曲折而艰难的路程，经历了创建时期、技术准备时期，终于进入了全面规划和正式开始研制时期。
（4）“听得见”与“看得到”
在卫星的研制过程中，卫星总体设计部有一个设想：在保证卫星可靠的基础上，卫星上的各项指标应该比苏联、美国、法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一些。
最后，有人想到了当时最流行于世、最深入人心、也最能代表全国人民心愿的《东方红》乐曲。
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飞向太空，事关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如果世界人民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真真切切地看见太空中飞翔的中国卫星，那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形象又如何在太空一展风采呢？因此，中国人也决定让我们的第一颗卫星“看得见”。
最终，中国人研制出一种新材料，这种材料又轻又薄，径向拉力达到28公斤，在零下269度的环境下，仍可保持柔软的性能，完全符合设计技术要求。此后，卫星组件的各项研制工作相继完成，万事具备，只待发射。
（5）“东方红”万里高歌
1970年4月24日，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历史时刻。全国人民期待着“东方红一号”腾空而起。
下午3点50分，周恩来总理电话告知发射基地：毛泽东主席已批准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发射时刻终于到来了，当记数器上出现“0”的瞬间，指挥员即刻发出洪亮的“点火”口令，只见一级火箭的4个发动机喷出了桔红色的火焰。晚上9点35分，火箭在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中离开了发射架，徐徐上升。火箭越飞越快，直冲云霄。
晚上9点48分，从指挥所的广播里传来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的喜讯。9点50分，收到了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10点整，国防科委指挥所向周恩来总理报告：运载火箭一、二、三级工作正常，卫星与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入轨了！周恩来总理高兴地说：准备庆贺！并立即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这一喜讯。4月25日下午，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 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离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公里，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它为我国欢庆七十年代第一个“五一 ”国际劳动节增添了光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节日的天安门城楼上，亲切地接见了参加研制、发射和测控卫星的代表，对他们艰辛地创造性劳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人造卫星发射与测控事业“零”的突破，实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飞天梦想，为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可以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它标志着中国人从此登上了世界航天舞台。在随后不到30年时间里，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相继成功发射地球同步、静止轨道卫星、返回式卫星，实现了“一箭多星”技术。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我国航天事业积极参与国际商业发射竞争。 90年代以来，我国成功地为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发射了不同轨道、频段、种类的卫星，在国际航天领域享有盛誉。1999年，我国发射“神舟”一号飞船一举成功之后，又相继成功进行了四次“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尤其是2003年发射的“神舟”五号和2005年发射的“神舟”六号飞船，标志着我国迈入世界航天大国的行列。
3、中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
20世纪60年代，核战云笼罩下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压力，为保持足够的反击力量，决定把核潜艇作为战略重点，但由于当时弹道导弹的射程所限，核潜艇必须穿越日本及台湾海峡，进入太平洋深海才能对敌形成有效的核反击，于是如何护航核潜艇进入太平洋，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6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时陸基战略核导弹数量严重不足，且发射准备时间长和机动能力差，并且没有能力建立相应的战略核打击的预警系统，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遭到核打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遭到核打击，中国的陸基核力量就有完全被摧毁的可能。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决定自力更生，立足国力，开始研制足够反击美苏不断向我挑衅的核对手。
建立强大的制海能力的另一个战略考虑，就是取得对台湾越南的水面舰艇的优势，在“旅大”驱逐舰之前的70年代，我国仅有10艘老式驱逐舰，通常只能在3海里领海内活动，对于我国位于南海的主权岛屿经常遭到南海国家的侵占鞭长莫及。党中央根据我国海洋海防现状，作出战略抉择，1970年 “旅大”级驱逐舰脱颖而出，该舰装备6枚射程达50公里的反舰导弹，能摧毁所有类型的水上舰艇。该舰的军事性能超过了当时苏美的现役驱逐舰。原苏联当时装备的现役驱逐舰，只有十枚射程35公里的冥河导弹，而美国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直到1978年后才装备了反舰导弹。
六、毛泽东关于香港、台湾、西藏问题的决策
（一）、关于香港的回归
毛泽东对香港的回归，非常重视且又表现出非常的耐心与等待，根据当时国内国外形势，全面权衡利弊，接受了上海市第一任市长的建议，暂留通道有利进出的决定，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英明的，对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对外交流起到了任何港口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对待香港、台湾的回归问题，毛泽东早在1956年给蒋介石的信中已提出了解放台湾问题 “一国两制”的设想。70年代，中英两国关系相当友好，1975年英国王子查尔斯访问中国，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查尔斯，当谈到香港回归时，毛泽东表示到时候中国大陆执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继续执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当毛泽东问周恩来总理香港回归还有多长时，周总理说到1997年７月１日零晨，查尔斯接着说，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顺利的交接过程。
香港的顺利回归，好在中英两国关系友好，在香港问题上有个共识——中国领土 。相当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利益，默认了清政府当时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者于1842年侵战香港，1860年又侵占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嘴一带，1898年又强行租借了九龙半岛尖沙嘴以北、深圳以南地区和附近诸岛。以上合称 ‘港九'通称‘香港'，共计面种约1030平方公里，人口约430万；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规定了从1997年7月1日开始，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二）、毛泽东解放台湾的三大步聚
1、1949年毛泽东欲就势拿下台湾
1949 年毛泽东欲势拿下台湾，这个问题历史学家早就有了共识——1949年10月、11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攻金门、定海的失利，使国民党政权暂时得以控制沿海各岛；八个月后的1950年6月，美国利用朝鲜战争爆发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制造了长期分裂局面。这是根本原因。
其实，1949年毛泽东和中央本来趁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立即攻取的设想，只不过由于种种难以预料的复杂因素才没有得以立即实施，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一大憾事。
多年后毛泽东在谈话中，曾经对当时没有立即进攻台湾自责说：“这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我们丧失了时机。在祖国大陆，蒋介石输了，我们赢了。在台湾我们输了，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作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对自己曾经失去的哪怕是一点点机会，可能会深感遗憾，不肯原谅。但事实上，历史是多方面复杂原因造成的，人算不如天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国内形势复杂解放台湾在紧锣密鼓中
1949年2月1日至3日，斯大林派来的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极为隐秘地出现在中央驻地河北西柏坡，不能抽身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和他进行了三个整天谈话。毛泽东曾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一个多月后台湾问题在中央的议程里正式被提及。3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这地方很应该注意，有海军、空军及其他军队，有资源，很有生意做。”
随后，经过会议研究，他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电报，要求第二野战军准备向西南进军。要求攻击上海的三野用第九兵团一部承担进攻台湾的任务，派第十兵团进军福建，攻占福州、厦门等地后，夺取金门，为进攻台湾扫清外围屏障。7月，毛泽东与朱德在中南海颐年堂研讨了进攻台湾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进攻台湾的战役。7月10日，根据朱德的建议，毛泽东希望既能够采取里应外合、分化瓦解、争取敌军起义的办法，用“较快的时间”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种办法在北平及后来的湖南、云南、新疆、四川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又看到了进攻台湾没有空军支持的困难，准备用较长时间来准备进攻台湾战役，把进攻台湾的时间定在次年夏季。
（2）军事装备落后解决台湾受阻
在毛泽东原本的战略中，新疆尚未列入进攻的主要方向，西北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他甚至考虑可以暂时调彭德怀回来统一指挥二野、三野进攻福建和台湾。但是，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向国内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并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军队迅速入疆（后来又以无机场为由未派出）。斯大林当时的理由是：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斯大林的意见不是可以忽视的。毛泽东得知后立即要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7月23日他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 。在刘少奇出访苏联之前，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请求苏联出动空军、海军配合解放台湾的问题，希望苏联提供几百架飞机并代为培训飞行员，争取赶上进攻台湾的战役。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但对派苏联空军、海军援助进攻台湾，则表示难以赞同。他说，这样一来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诱发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
当时在西南投入较大兵力还有一个国际原因，已经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胡志明来电，担心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会逃到越南。毛泽东为此特别致电林彪，要他部署程子华、陈庚部队切断敌人经云南逃往越南的道路。金门之战打响之际，国民党守军已得到胡琏十二兵团增援达4万人，大大超过解放军登陆作战部队的8736人，于是解放军遭致三年解放战争以来最大的失利，进攻部队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9086人（包括民工和船工）。
最后，毛泽东对进攻海南岛也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
国民党空军拥有压倒的优势，对沿海城市和基地的猛烈袭击，使得初建的解放军空军、海军遭受巨大损失。起义过来在烟台的“重庆”号巡洋舰、在南京的“长治”号护卫舰都被国民党空军重创，无法转移，被迫自沉。上海、南京的解放军海军舰队在一次轰炸中就有“常州”、“万寿花”号等26艘被炸伤炸沉。国民党空军仍紧追不舍到长江中上游，炸沉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9艘舰艇中的6艘。
要依靠自己的空军优势需要较长时间，只有寻求外援是个捷径。
（3）斯大林缺乏强力支持的诚意
1949 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在16日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中，他就迫切地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斯大林含糊其辞地回答：“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本来是应当考虑这样做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一个干涉的理由。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斯大林仍然担心会引起与美国的大战。他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解放台湾，比如先向台湾空投伞兵，组织暴动，然后再去进攻呢？这显然是不成为理由的借口。
立即进攻台湾的打算就此搁浅，不得不失去了趁台湾守军立足未稳且混乱而进攻的第一个最好时机。面对现实，毛泽东不得不另行考虑。
2、毛泽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尝试
1949年5月6日，毛泽东致电正向浙江进军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
这一特别关照与当年蒋介石的部下何健特意到韶山冲挖毛泽东的祖坟一事，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件事直到后来毛泽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时，才终于显现出重要的政治意义。就在1956年的春天，毛泽东委托赴香港的章士钊先生转去一封中央致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办法：（1）除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2）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3）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4）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的末尾动之以情地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于此，我们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当年保护蒋家故居及祖坟的深长寓意。这封信实际上最早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的设想。据说，蒋介石将这封信看了又看，而且每每在看时陷入沉思，不许人打扰。1957年，蒋介石曾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到内地探听虚实。后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和平解放台湾的尝试受到了阻碍。
尽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设计各种方案，指望中国能够默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所谓既成事实，但它显然打错了算盘。
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最终促使美国人在1972年2月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中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3、毛泽东关于武力解决台湾的重大决策
（1）武力解放台湾的决策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在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就估计到国民党将把最后的落脚点放在台湾，于是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并明确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1949 年5月上海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就在筹划攻台战役，并从兵力配备上作了充分准备。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受命组织三野部队作攻台准备，并抽出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二十三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等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是年底，准备攻台的部队又增加到三野的第七、第九、第十共3个兵团的12个军，连同后勤支授人员，计50万人。其中，第七、第九兵团为第一梯队，第十兵团为第二梯队。华东沿海前线部队，实际上已做好战前准备，投入战斗，解放沿海岛屿，扫清障碍，建立攻取台湾的前进阵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延迟了。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台湾海峡。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1954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作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
但是，随着海内外形势的变化，解放台湾也显示出长期性和复杂性。虽然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面对2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如果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是不行的。特别是美国还横在海峡两岸之间干涉中国内政，成为解放台湾最大的阻力。当时新疆形势的需要，一部分部队进疆加之斯大林避免与美国直接接触，拒绝中国提出的40架飞机的空中支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解放台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看待。
（2）暂不收复金、马的决策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拟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解放金门、马祖，第二步再解放台湾。1958年，中共中央、毛泽东根据战事的发展和美蒋关系的变化，作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重要决策。
1958 年8月23日，世界为之瞩目的国共炮战在金厦海峡爆发。炮战爆发伊始，美国态度强硬，声称要介入“台湾危机”，但其实际行动只是为国民党向金门运送补给的船队“护航”。美国“护航”行动连遭失败。于是，美国先是呼吁停火，然后逼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蒋介石坚决抵制，对于“撤退金、马”之说严词拒绝。在这一问题上，美蒋矛盾几达白热化。
为反对美国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国共两党“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于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新决策。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为了挫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支持蒋介石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作斗争，中共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即延续对金门的炮击，但是炮击的方式逢单日打炮，双日停止。以抵制美国分离台湾的图谋。实际上，这是国共两党为对付美国分离台湾而结成的“联合战线”。
（三）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毛泽东的治藏方略
所谓“西藏问题”，真正成为问题，只不过是近百年的事。中国在近代落伍，使国家的凝聚力相对弱化，加上帝国主义入侵，干涉中国内政，于是出现了所谓“西藏问题”。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13世纪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采取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对西藏进行了治理。国家领土要完整，主权要维护，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解放西藏是在祖国大陆其他地方解放后的必然课题。面对帝国主义觊觎西藏和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紧锣密鼓策划“西藏独立”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担心夜长梦多，毅然提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审时度势，1950年1月2日致电彭德怀并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如果今年5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
进军西藏，须先解放昌都。在解放昌都战役时，毛泽东在战前就指出，占领昌都“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952年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伪人民会议、反对协议、策动骚乱的事件和1959年3月以前出现的多次局部叛乱，毛泽东都坚持和平解决西藏。毛泽东还指示西藏军区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以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如他们（包括达赖）外逃，我军一概不要拦阻。对投诚人员实行不杀、不关、不斗、不判的“四不”政策等。因此，在我军事打击和这种宽大政策的强大威力下，在觉悟了的西藏人民的支持下，叛乱很快被平息了。
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六年不改”，但西藏上层中的反动集团想永远不改，还闹独立，搞叛乱。中央只好决定边平叛边改革，民主改革又提前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坚持在未叛地区进行和平改革，对叛乱农奴主的生产资料实行没收，对未叛农奴主则实行比对民族资本家还宽容的赎买政策。在改革方式上也采取了较其他地区更为缓和的办法，从而保证了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