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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忘却长征

为了不忘却长征

为了不忘却长征

刘可非

(2001年10月19日)

六十七年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晚从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历时一年、历经磨难、横跨11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终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今吴旗)镇。这便是举世闻名的“长征”。10月22日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已经完成了一年的长途行军。这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对长征,毛泽东曾写过一句著名的评价:“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确,长征,太值得人们关注,也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对长征及其所表现的精神,后人非但不应忘记,反而应该永远地、深深地把它印刻在脑海中。所以,在此日子我们作此文,并取此名:为了不忘却长征。

本文的目的,不是再现那段卓绝的历史,而是抒发:用今天的视角重新审视长征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感慨。

一、英雄和精神

回视长征,给我们最为强烈的感触是:它在宇宙苍穹里奏响了全人类最为嘹亮的英雄主义大合唱!这合唱,肯定是空前的,也几乎是绝后的。

长征之中的工农红军,数度陷入绝境,也数度创造了起死回生的人间奇迹。难道奇迹是上苍恩赐给他们的吗?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只需一个事实,就可以给出问题的答案。

当红军渡过金沙江、刚刚摆脱几十万蒋军的围追堵截后,在大渡河又次陷入绝境。前有阔200米、流速每秒4米、两岸地形险峻且有敌人布防的大渡河天险,后有金沙江,左右(北南)两面则是即将汹涌而来的敌人。蒋介石说,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因为当年太平天国的这位英雄就是在此全军覆灭的;蒋军飞机洒下的传单这样说红军: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

红军原计划是从安顺场渡河的。可是,在安顺场渡口却只搞到一条船;当17勇士冒死强渡成功后,在对岸得到的,却依然是渡他们过去的那同一条船。用这条船要渡过全部红军,需要一个多月!不用一个月,只要一周,围剿的蒋军便会飞马赶到。看来,真是要“插翅难逃”了。

然而,奇迹,却在安顺场以北数百里的泸定桥被创造了。

飞夺泸定桥是在大渡河两岸、兵分两路同时展开的。

已从安顺场渡河的刘伯承、聂荣臻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左岸(东岸),自27日开始向320里外的泸定桥猛打猛冲,日行军百余里,途中还在两处打掉了敌军两个团加一个旅部,仅用3天就在30日凌晨赶到了泸定城。其间付出多少血汗,承受了多大压力,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

然而,更加不可想象的是:林彪的左纵队不但已从对岸赶到,而且,还比他早9个小时夺占了泸定桥!

记住这支英雄的队伍: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红军的头等主力。

当他们受领夺取泸定桥任务的时候,本已筋疲力尽,因为他们已经跑了两百多里路;如果说河东岸道路还算好些的话,他们这一路却是高山峻岭,几乎无路可走;即使他们赶到泸定桥,凭借天险、以逸待劳的守敌却在对岸,需要他们过桥去攻克;……

27日午夜,他们出发了,走的是羊肠小道,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挖一个落脚的地方。翻山过河,路上还打了两仗,一夜过去,竞走了八十多里。然而,28日凌晨却接到了林彪的命令,要他们29日前拿下泸定桥!

一昼夜,用双腿,沿着不是路的路,行军两百四十里,赶到后还要立即发起战斗、夺取天险,……

这可能吗?

试问,世间有哪支部队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只有一支——中国工农红军。

行军纵队里,党支部、党小组边行军、边开会;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走在雨水冲洗的羊肠小道上,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部队一天没吃饭,每人拄着一根拐杖,嚼生米,喝凉水……终于,29日凌晨,他们赶到了泸定桥!

当红军赶到的时候,桥上的大部分木板已被敌人拆掉,只剩下十三根粗粗的铁索,铁索的对面则是敌人黑洞洞的枪口及其组成的火力网。

由连长廖大珠率领21名战士组成了突击队,这就是中外闻名的22勇士。

他们冒着敌人的火力在滔滔河水上沿着摇摇晃晃的铁索匍匐前进;

他们昂然冲入敌人在没有撤去的木板上浇上煤油而点燃的汹汹烈火;

他们在烈火浓烟中向着数倍于己的敌人发动了势如破竹的强攻;

红军战士冲过去了,国民党军队跑了。

毛泽东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

22个勇士剩下18个,他们每人得到的奖赏: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

只此一个事实,就可以告诉我们前面问题的答案:创造那些奇迹的,乃是成千上万的英雄,那些英雄的红军指战员。

任何一个民族里,英雄,总是这个民族的脊梁。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

再问,为什么红军指战员会成为那样的英雄,会有那样英雄的行为?因为共产党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理想,成功地在他们内部塑造了一种高扬的精神。

人的潜力往往是无法想象的,也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那种高扬的精神,则恰恰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那种潜力。

这种精神,不但成就了红军的辉煌,还造就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边境自卫作战以及过渡时期和“一五”期间建设成就的辉煌。

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没有高扬精神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

因为,无此精神,则无此英雄。

试问,当代这些精神还残存多少?

只可叹的是,英雄似乎天生就是悲壮的:播种,但不参加收获;投入,却难获得“效益”。大渡河18勇士绝大多数没活到全国解放,更没有一个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四团英雄的团长王开湘,这位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因不堪忍受伤寒病痛,竟用自己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连长征的胜利都没有看到!

难道因此就伤害了英雄精神吗?难道没有功利就不去充当、不去弘扬英雄了吗?

如果众生皆从个人利益出发,中华民族便出不了屈原岳飞,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

二、辉煌和磨难

共产党人能造就昨天的辉煌、能成就今天的事业,实在是众多磨难在一个相同方向上累计的结果,是持有更多正义、掌握更多真理的结果。这是长征带给我们的第二种感慨。

没有磨难,肯定无法造就辉煌;众多我行我素、相互矛盾的磨难,只能造就日甚一日、更大更多的磨难;惟有众多的磨难累计在同一面旗帜下、发生在同一个方向上、作用于同一个信仰下,才能成就辉煌。

红军的长征,是磨难累计的产物;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磨难累积的产物。长征的胜利,固然没有造就最终的辉煌,但是,却已经给这种辉煌的到来创造了足够的条件。因为它恰恰映现了磨难和辉煌之间存在的那种历史的逻辑。试看:

蒋介石的一个辉煌,同时也是红军的一个磨难,引发了长征,这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接下来便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红军巧妙地利用了军阀之间的矛盾,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那是因为红军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某种协议:互不侵犯、对天放枪。

再接下来,“磨难辉煌”的圈子又转了回来: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八万六千人的部队,剩下的已经不足四万。

磨难和辉煌之间的上述轮流转换难道是我们的宿命吗?不是。其中的原因,恰恰在于对立的双方都知道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红军如此,蒋军同样如此。

红军,面临一个又一个的磨难。然而,在这些磨难的背后,却始终潜在着那种一贯的旗帜、方向和精神:为了消灭剥削者的剥削、为了争取劳苦大众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这种旗帜、方向和精神,不是仅仅地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深深地融入革命者的内心深处(即使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里,也许照样如此)。

只要这面旗帜不倒,只要她始终潜在于革命者的内心,那么,磨难的累积总会带来辉煌。结果,造就辉煌的必要前提来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的价值,也许不在于毛泽东掌握了革命的实际领导权,而在于,它找到了保证那面旗帜不会陨落的正确道路:让那些更好地掌握真理的人们,让那些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效结合起来的人们,指导和驾驭革命的航向。这,恰恰是造就辉煌的必要前提。

此后难道就没有磨难了吗?非也。

执掌了领导权的毛泽东,其实并没有立即赢得哪怕是短暂的胜利,恰恰相反,却迎来他自己承认的四次失败之一:土城战役。这场战役中,连向来宽厚的朱德总司令都对躺在担架上的指挥员大发其光火。可有什么用呢?最终还是不能达到预定的作战目的,因为我们的决策失误了。

没有土城战役的失利,也就没有一渡赤水;而没有一渡赤水,自然也就没有“四渡赤水”,这个毛泽东终生引以自豪的得意之笔。不只是他自己这样认为,而是的的确确:它是可以写进战争教科书的辉煌战例。

反过来,辉煌之中照样有磨难:四渡赤水的辉煌,并不能否认鲁班场战役的失利。1935年3月15日拂晓,红军主力兵团试图消灭周浑元的三个师,到下午17时,不但未果,反而遭到人家的反攻,不得不撤出战斗。

辉煌并不是没有磨难;一味顺畅地辉煌反而不存在,以致人们会对这种辉煌产生怀疑。

磨难并不会影响辉煌,只要它不占据主流:正象土城、鲁班场的失利不会影响“四渡赤水”的辉煌一样。

自此之后我们看到,“辉煌磨难”的转换照样持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心态和行为在敌我双方同样存在,然而,由于我们持有更多地正义、掌握更多地真理,结果:我们从此较少地面对了磨难、更多地享受了辉煌,以至累积下来,最终赢得了辉煌。试看:

尽管后来有金沙江、大渡河、张国焘、过草地等一系列地困难和磨难,可辉煌却始终占据主流,而且,最终使我们赢得了长征的胜利。

我们不但赢得了长征的胜利,还赢得了后来一系列的胜利。

但是,再后来呢?

到此,难道还不应该明白吗?

第一,的的确确,辉煌的造就是以磨难的累积做基础的。其实,这也是辩证法之最基本的常识。

第二,磨难的累积,并非必然地造就辉煌,因为它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这些磨难必须累积在同一面旗帜下、发生在同一个方向上、作用于同一个信仰下,而且,在人群的内心,也必须始终潜在着那面旗帜,以及那个方向和信仰;其二,遭受磨难的人,本身应占有更多地正义和真理。

反而观之,以往的和今日的辉煌之下,决不等将来的辉煌。在不同旗帜、不同方向和不同信仰下,在没有掌握足够正义和足够真理的情况下,也能造就辉煌,而且,这些辉煌也能带来“繁荣昌盛”;然而,这些辉煌却是“偶然的辉煌”,由此而来的“繁荣昌盛”也往往是暂时乃至虚假的;更为甚者,这种繁荣昌盛的背后,还往往孕育着致命的磨难。我们看到,蒋介石所遵循的,恰恰是这种逻辑。

此种视角,难道不可以帮助我们回视历史、洞察当代吗?

因为曾经磨难就贸然拒绝同样存在的辉煌,是荒谬的,关键是分清主次(也许,分歧恰恰在此);

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人群的内心不再拥有同面旗帜,以及同个方向和信仰,如果我们的行为丧失足够的正义和真理,那么,以往的灾难(甚至包括辉煌)还能在未来造就辉煌吗?至少,其间绝对不是必然的!

三、信仰和野心

信仰和野心只有一墙之隔:为求信仰的实现而攫取权力,看似野心;为求野心的实现而竖起的那些高耸的“牌坊”,则看似信仰。只不过,在战争年代里,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这种主观上的混淆则是很容易廓清的。此乃回视长征给我们的第三种感触。

让我们列举三个史例。

第一个是陈毅。也许陈毅并非想攫取权力,然而,在历史上,他却两次取代过毛泽东,却也因两次失败的教训承认了毛泽东。第一次是1928年7月,毛泽东不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离开井冈山、去打大城市的指示,陈毅执行;结果,毛泽东丢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取代了他;结果,红军去了湘南,失败了——陈毅第一次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第二次是著名的红四军“七大”,红四军围绕前委职权和军委职权等问题(毛泽东把它归纳为14个问题)争个不亦乐乎——宵小看来,他们在“争权夺利”,毛泽东不妥协调和,陈毅妥协调和;结果,毛泽东又次丢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又次取代了他;结果,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的红军队伍,思想混乱、作战不利。陈毅是一个真正让“野心”(他没有野心)服从信仰的人,他服从真理、服从信仰。失败使他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信仰,使他拿着自己起草的中央“二月来信”,主动向毛泽东承认错误,亲自把毛泽东请回部队来(不是陈毅去请,当时的毛泽东也许不会来,执著的他当时不原谅陈毅、还要打倒“陈毅主义”呢)。陈毅有一颗坦荡的心。

第二个是长征初期的毛泽东。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经客观宣布了当时军事领导者的失败。毛泽东空有一身的能耐,却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无权,如何施展他的本事?由此,他在担架上开始了耐心的说服、争取活动:当他知道张闻天与李德已经出现裂痕的时候,在长征伊始就强烈建议中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组;途中,他与王稼祥昼夜长谈,说服了王,又通过王说服了张。这个争取过程,被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作“担架上的‘阴谋’”。试想,如果没有这个“阴谋”,又有谁敢肯定遵义会议会有那样的结局呢?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后来的结局,共产党、红军的历史会不会重写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就不去假设。可需要分析的是:当时的毛泽东,无论从他的直接动机——夺回军事指挥权,还是从他所采取的方式,都很象是“阴谋”;然而,如果我们再透视他的深层动机——挽救红军、挽救事业、挽救信仰,这难道是阴谋吗?在这里,胜者王后败者寇的逻辑,显然是不能适用的。

第三个例子是张国焘。他的资历不可谓不老——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做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张国焘已经是该校三年级学生,且为风云人物;他的能力不可谓不强——且不论政治,单论军事:独立指挥红四方面军打下了九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拥有八万多战斗部队;他的信仰也不可谓不坚定(当时及其前)——背叛自己的富裕家庭,学生时代即投身革命事业,且一直为此而奋斗。然而,当他同一方面军会师之后,却拿自己的兵强马壮当作攫取权力的资本,要权要势,而且强迫中央、红军听从自己的主张,否则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其实,为事实所证明的其南下行军路线的错误,倒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观点的对错并不能反映根本问题,任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即使是长征时期的毛泽东(下面就要说到);问题的关键也许正如毛泽东所言:张国焘“有野心”——当信仰和权力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把权力看得比信仰还要重!

共产党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写入正统党史的就有好多次;长征时期及其前后亦然,比如:二十八个半对毛泽东的排斥打击等等。这里,不用再列举其他的了。仅上面三个事例就足以帮着我们理解“信仰和野心”的问题了,而这个问题,也许始终贯穿在我党历次党内政治斗争之中,甚至贯穿在人类历史的各种争斗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野心,甚至是“历史使命感”的一种表现形态;由此,没有“野心”,也许很难造就强力且远大的信仰。然而,此论却绝非抹杀二者之间的差别。

信仰和野心有很多区别,但最根本的,就是看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一己私欲,还是为了民族国家。

固然,我们不能否认以下现象:在很多场合中,在很多人那里,两种动机是交织并存的;然而,其中总有个主次。

固然,我们也许无法立即地、精准地来认清这个主次,从而辨别野心家;然而,我们却坚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的明镜是“贼亮”的,更何况,战争年代血与火的考验更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可叹的是:我们不会总处在血与火的年代,因而,我们就难免野心家的飞扬跋扈。

可叹的是:即使在血与火的年代(这样的年代本会有助于造就强力信仰、规避野心),我们仍难免野心家的存在,那么,和平年代,便更难免他们“数量和质量”的扩张了。

可叹的是:信仰和野心之间的廓请是如此之难,以至我们既可能把野心家当作先知,也可能把英雄当作暴君。

在精神沦落、贪欲猖獗、醉生梦死的某些和平年代里:

我们是否可以说,“野心”势力会超过“信仰”;

我们是否该有这样的疑问,“为信仰而战”不会被别人诬蔑为“为野心而战”吗?试看:不是有某些精英们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执著地”看作“权力之争”吗?(必须声明,这决非为“文革”辩护)

上面的三个例子以及其间的差别,是否可以给我们提供某些启示呢?

为了信仰和真理,可以丧失权力:这是陈毅之类人的做法;

为了信仰和真理,应该获取权力:这是毛泽东之类人的做法;

把信仰让位给权力,更何况是没有掌握真理,也许根本就是张国焘之类人的“信仰”——这是野心家。

四、领袖和神灵

回视长征,我们再一次、更进一步地体悟到这样的“通俗观念”:领袖不是神灵,他照样会犯错误;领袖真要成为神灵,就必须善于从错误中迅速汲取教训,必须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必须善于从这些意见中准确地选中那些正确的部分。

不论别人是否赞同,迄今我一直认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空前乃至绝后的伟大英雄!长征,恰恰是成就其为这种英雄的重要时期。那么,我们不妨看看这位英雄在长征期间是如何做为的。

当着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终于赢得对红军的实际指挥权之后,总该有发言权乃至决定权了吧!如果他是那样地“神灵”,总该不会犯什么错误了吧!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

大而言之,他不是神灵。例如:他并没有在一开始就为红军选中正确的进军方向。当时的决定是:从宜宾到泸州之间渡过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且不论长征的终点却是陕北,即使在确定进军陕北之前,也曾数度改变进军方向,一会儿云贵川,一会儿黔北,一会儿黔西南……

小而言之,他也不是神灵。正如前面提及,土城战役“欲吃其人”,却差点儿“反被其吃”。结果,被迫渡过赤水河:神来之笔的“四渡赤水”原来不是预先算定的!再后来,他又力主在鲁班场消灭周浑元,同样未果,以致不得不放弃在贵州开辟根据地的战略企图。(即使到了解放战争,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已经完全成熟,也照样有失误)。

其实,这些失误,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而我们的某些“善良”的辩护者却还在那里振振有词地掩饰。更何况,花费这多来“昭显”毛泽东战争年代(不是建国以后)的失误,这不是诋毁心中的英雄吗?非也非也。殊不知:文过饰非才是对英雄的真正诋毁。

反过来论,那些失误能够掩盖毛泽东的伟大吗?笑话!

那么,他伟大在哪里?至少,长征的历史可以向我们昭示他足够的伟大之处。

首先,他所采取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足显其伟大。对手蒋介石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留过东洋、办过军校,熟读兵书战法;而毛泽东没留过洋,没进过军校。可结局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多么简单的句子!他却用它打败了“他”——老蒋。每念及此便生此感:如果说蒋介石是高才,那么,毛泽东可谓“天才”。不知蒋介石有没有过周瑜的慨叹!

其次,他的特别善于随机应变,特别善于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并迅速走向胜利,则又显其伟大。土城打成相持并发现敌情判断有误之后,果断决定撤出战斗。战后,很快总结出三条深刻的教训,从而在此后避免了类似的失误。至于“三渡赤水”之后,则几乎已把蒋介石“玩弄于股掌”。

其三,他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且十分善于迅速而准确地从中选出正确的部分,则更显其伟大。正是他在3个小时内迅速认同了彭德怀、林彪等提出的建议,便取得了二渡赤水后的遵义大捷;四渡赤水后,正是他果断接受了彭德怀的“甚至入滇”建议,才有了后来的“北盘江”,乃至大渡河……

也许,一个真正的领袖,固然在于提出思想,更在于准确地选择、并果断地接受别人的正确思想。惟其如此,他才能逐步“靠近神灵”。

我们看到,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他都绝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他逐步“靠近神灵”;可后来,就在他就要成为“神灵”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后来”,他难道不会离“神灵”更近一些吗?然而,事实却是:没有这个“如果”——领袖不是神灵。

结语

(一)必须声明,本文也许存在这样的嫌疑:把观念强加给历史,用观念来“曲解”历史,并用这种观念不加分析地感触现在和未来。

我们欢迎来自这种方向的诘难,因为,对历史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观念和角度来理解、来考察,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考察同样如此。

但同时,我们不怕这种诘难:因为,我们的上述“观念”,正好就是从对历史的考察中感悟出来的,是历史作用于“老观念”而诱发的“再理解”;因为,至少当代的种种现实又恰恰回应了我们的那些“观念”和“感触”。

只不过,面对同样的历史,掌握同样的史料,得出的结论和感受,却几乎必然地会因人而异罢了。

只不过,面对同样的现在,个人的体察与感悟,也几乎必然地会因人而异罢了。

(二)无论如何,长征,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因为,它告诉了我们:英雄是怎样在精神的感召下铸就的,是怎样为我们创造人间奇迹的;辉煌是怎样在磨难的基础上铸就的;信仰和野心是怎样存在并相互抗争的;领袖又是怎样被历史造就的。

更因为,即使以上所说全是废话,乃至全是谬论,但至少,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

毛主席的这句话,是“绝对真理”!!!

注:本文引用的历史素材,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修改于:

2001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