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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与内疚——思念毛主席

激励与内疚——思念毛主席

激励与内疚——思念毛主席

朱仲丽

刚踢了毽子,一条黑长的辫子从胸前被一只小手甩向颈背,我跨进房门口,听见爸爸和妈妈在商量好事。
我好奇地问爸:“谁是润之?他是干什么的?”
爸爸朱剑凡笑嘻嘻地回答:“他是了不起的年轻人,名叫毛泽东,知道吧?在闹革命啦!”
妈妈的声音显然是愉快的:“今晚搞什么好菜款待他?……哦,我记得他爱吃我们做的油泡鱼、火焙鲫鱼……”
我拍着手跳:“好!我也爱吃。”
毛泽东和爸爸坐在客厅里喝茶谈当前形势。
“我们的文化夷社顺利开办了,这要多谢你的经济捐款和政治上的支持。”毛泽东的声音使那客厅门口,穿着红衣的女孩我专心静听。
“来,八妹子!过来。”
我应了一声,跑到爸爸膝前,害羞的眼光,痴看着青年毛泽东。
“叫毛叔叔!”爸爸低头对我说,摸着我的辫子。
我乖乖地喊了一声“毛叔叔。”
毛泽东笑问:“你几岁了呀!”
“我五岁了。是周南女校一年级小学生了。”
毛泽东一怔:“哦!难怪你这样活泼、大方啰,别人家的女孩子逢男人都怕见,咦!你没有缠脚,也没有穿耳孔。”他望着我,似乎要寻找我身上的特点。
我勾着爸爸的颈脖,坐在他膝上,好奇地报以傻笑。心中产生了一种欢快和亲怩感。这穿着灰色布长衫,头发蓬松,目光锐利的二十余岁的青年身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到延安之后,群众爱戴的领袖毛主席,就是我早年在家见到的毛叔叔。他怀念旧友,怀念我的爸爸妈妈。“唉!你爸爸死的太早,要不,就当上我们的教育部长了,可惜。”“你现在已当上大夫了。”毛主席在延安初次见到我,谈了那么多,他还鼓励我说:“你要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我们边区缺医缺药不要紧,有你们这些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医生,为病人利益救死扶伤,是会克服暂时的困难的。”
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激励了我的事业。在悠悠四十年行医的旅途中,我全力以赴,治愈了许多垂危病人,始终是一个医疗作风良好的医生。

怎能忘记儿时我家庭院里,曾遇到一位心怀大志的英俊青年,他见我走了过来,笑问:“你真了不起了,是小学生了。你爸爸好爱你。”
我害羞,又调皮回道:“毛叔叔,我爸爸才真的喜欢你哩,说你听工人和农民的话……毛叔叔,你是不是吃饭的时候,不把饭粒掉在地上?是不是你要当泥木工去?”
毛泽东大笑起来:“是的,我要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还要当泥木工的带路人……你听懂了吗?” 我摇摇头。 毛主席握着我的小手亲怩地说:“啊!难怪你爸爸爱你,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读书,世界上有许多道理,慢慢就会明白过来的。”

我带着满脑子听不懂却又能背诵出来的话:“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泥木工的带路人”……而最激励我的是“好好读书”。
的确,毛主席给我儿时的教导,在我的实际行动中实现了,初中我跳级一班,高中跳级两班就跳到医学院校,直至毕业。那时我才二十一岁便在医院当大夫,四十多年的医务工作之后,进入六十三岁的这一年开始执笔写作。我能在生活的旅途中披荆斩棘爬上山顶,是毛主席给我有力的鼓励。

我不会忘记1940年,那时,党中央办事机关设在杨家岭,新盖的大礼堂尚在施工,毛主席、王稼祥、杨尚昆、王首道、吴玉章,以及许多同志都暂时分住在土窑洞里,我和王稼祥住的窑洞与毛主席住的窑洞是近邻。
一天,毛主席的右肩疼痛,勉强握笔,他紧锁着眉尖对我说:“我这右边肩膀好痛呀!已经有好几天了,你这个医生有什么好法子?”
经过我的检查之后,确诊为右肩胛筋腱炎:“毛主席!你这是受了凉,又受了湿。”
“受了凉湿,那怎么受的?”
我仔细察看这窑洞又去摸摸那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再细瞧床上好薄的褥子和盖被。“啊!”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又快步走向窑洞壁的又深又黑的防空洞口,一阵阴风扑向我。
“主席!你盖的被子太薄,桌上写东西的玻璃板太凉,这防空洞口的阴凉风直吹进窑洞里,是个威胁。”
“什么?你是说对我的生活是个威胁?”
“唔!你的肩痛就是这阴凉风吹的,盖的东西要加厚,玻璃板也不能用了,设法子挡住这股防空洞口的风。”
毛主席睁着眼望着我,半信半疑。
我请毛主席坐在椅子上,开始给他按摩,他感到舒服:“这几下子就把酸痛减轻了……嗯!你说的看来有道理,害死人的阴风、歪风、不正之风。……”
我边按摩边听。
毛主席继续说:“现在在党内有一股不正之风,就象这防空洞的风,害人不浅,我们全党必须要发动群众整顿三风。……”
按摩完后,毛主席急忙又伏案写起来。不久,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当我听了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读了整风文件之后,我深深感到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毛主席患肩胛关节痛,坚强地与疾病作斗争,仍忘我的工作,令人尊敬。当我劝告毛主席,请他每天做功能恢复把手举的高高的动作,以及其他活动时,他的回答是“没有功夫”。
我说:“毛主席,请你多多活动臂膀,要不右手抬不高,连举手敬礼也会有困难。”
他幽默地回答:“举那么高干什么?只要能握手写字,能抓筷子吃菜就行了。”
久而久之,毛主席的右手抬不起来,我十分内疚的是没有尽到医生应有的责任,没有亲自督促他作恢复功能的活动,以致成了关节强直,尤其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向群众招手时,他的右臂总是不能举成一百八十度。这个治疗上的缺点,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但是,在生活上,工作人员想方设法使他的活动多一些。一天,江青在他们窑洞前喊我,我正无事,忙走了过去,她对我说,叫我此刻教毛主席跳交际舞,她说毛主席正忙着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喊手臂不舒服,非叫他出来活动活动不可。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小任务。
警卫员把一个陈旧了的留声机搬出窑洞,放出来的音乐声音是嘶哑的,我表情失望地走过去,警卫员告我,这是从前方缴了战俘的,全陕甘宁只有这一架。是的,是的,虽如此老化,在战争环境中也是个宝贝。
毛主席从窑洞里走出来,先坐在一把藤椅上抽着烟,脑子在想着《讲话》的内容,没有发现我站在跟前。江青忙着找旧留声机片,放出来的仍旧是沙沙音的舞曲,我请毛主席跳舞,教他跳最基本的步法和姿态,我主动地带着他跳,我感到他的右手抱着我背腰部时显得无力,不时移下来:“主席!你应该按时运动,跳舞也可以活动肩胛部的……”
“那好嘛,以后天天请你来教我跳舞。”留声机已换了四张舞曲了,毛主席松下手说:“今天,你叫我向前,我就向前,你教我向后,我必向后,向左向右都听你的指挥……好了,不听了。”他笑着一甩手就进窑洞写《讲话》去了。

当《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时,我心中产生了无限的情感,是我亲自体会了他在写“讲话”时的生活情景。
“朱医生!有请!”这是那天晚上叶子龙秘书在我窑洞外叫我的声音。我应声后,他又说:“可以吗?三缺一呀!清你驾到!”
我问三缺一是什么意思?
叶子龙笑答:“打麻将牌,只有三个人,点名请你凑合。”我说太晚了,他正经地回道:“现在毛主席愿意玩麻将了,趁此锻练他的关节活动,也是医生的任务。”
我即刻跟上,到了毛主席的窑洞里,桌子上麻将牌已摊满,毛主席指着一张空椅叫我坐下。毛主席很高兴,打了头四圈又打第二个四圈,他身前一大堆赢了的筹码,笑指着我:“朱医生,朱阿姨!你欠了我多少?快算出来。”
我在心中算着,但算不出来。
毛主席说:“我这牌押了你二万元,又买了你四万元,加低子一千元,还翻了三翻,一共多少?”
毛主席见我窘迫笑道:“我就是要逼你快点在心里算出来,哈!快算,有几千几万?”
我算呀算,还是毛主席很快地先算出数字来。又打了几圈之后,他站起来说:“好了,今晚完成了治疗任务,摸一张牌,打出一张牌,又在桌子上洗牌,活动不少了还赢了一大堆金银财宝。”
毛主席除了工作之外,生活上没有娱乐活动,不跳舞,不打麻将,非常枯燥,这一年竟能抽时间玩玩,也是因为活动肩胛关节的目的,大家想了这个简易办法,劝了他很久才答应的,在延安那样简单、朴素、艰苦的环境中,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奢侈了,但又是唯一的松弛脑神经紧张的生活调节。
由于我体会最早最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言传身教,激励了我在自己生活的旅途中常锻练自己脑细胞功能的敏捷性,更时刻铭记延安生活的困难,毛主席本人生活的俭朴,才在我自己的行动中实现起来。

1954年,当我还在北京友谊医院当院长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嘱托我一个他盼望能实现的愿望,但这个愿望因我的疏忽始终没有为毛主席解决,辜负了毛主席对戴大夫的一片心。我至今犹感内疚。记得那天在中南海,毛主席坐在沙发上对我说:“我叫叶子龙介绍一位戴医生上你们医院工作,你见到她了吗?”我忙说见到了,并告诉已分配在妇产科。
毛主席继续告我,戴医生的丈夫,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同志,戴医生早年就拥护共产党。他说他对她的为人、品德、历史都了解,可以在友谊医院入党……。她本人早就请求入党。
我欣然答应,我立即告诉了妇产科支部书记,希望他们支部能发展戴医生为共产党员,但我没有指出这是毛主席推荐的。
半年,一年,两年,一直至1960年,我快调离友谊医院的时候,戴医生的入党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我也把这件事搞忘了。
一天,毛主席第三次问我:“戴医生,已经入了党吗?”
我摇摇头回答:“妇产科支部没有通过她的请求。”
毛主席问:“为什么?”
我仍回答说:“没有通过。”
毛主席默默无言。
我回到医院,又问妇产科支书,为什么戴医生没有被批准入党?
支书给我的回答是群众没有同意。
我焦急地说最好能尽快地培养她入党,她是一个忠实于党的事业的人。至此,我心中干着急,却没有亲自和戴医生谈谈心,没有深入到支部去寻找原因,这是我终身难以原谅自己的一件往事。想到毛主席身为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上如此客观,如此民主,不走私人路线,不强迫下级党组织,而是按党的原则办事,事后没有批评我的不是,至今使我激动,使我内疚。

反右开始时,在中南海内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毛主席问我:“你们医院里划了几个右派?”
我回答已有十二三个。毛主席沉默良久之后又问:“你们医院总共多少职工?”我回答共有一千一百多人。毛主席提高声音,作右手往前推的手势严肃地说:“你们医院不能划这么多的右派分子,至少应砍掉一半,即算带了帽子,将来也得给他们出路。”
毛主席的对右派分子政策,已先在一个中央会议上谈到了,这次又亲自向我了解医院情况并向我作了口头指示。可见,我虽然是医院“反右办公室”的主任委员,却没有把这个任务完成。我把毛主席的口头指示作为我个人意见,几次向党委提出这个少划右派的建议,而且提出了几个同志不应划为右派的名字,费尽了功夫争论也是枉然。我后悔当时没有找北京市上级领导,把内情转告,我想如果当时亲自去找市长彭真,可能得到一臂之力的。
通过这个问题,我深知党中央毛主席的反右运动,以教育为主,宽大为怀。但政策下达后,各地区各部门执行程度不一样,有的贯彻不够理想,致许多同志受到不应有的迫害。

说来,我要感谢毛主席的一件事,是我和王稼祥同志结为伉俪,是毛主席在无意之间牵的红线。那是1938年六中全会刚胜利闭幕,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区代表举行了聚餐,我有幸参加了这次难忘的活动。我先吃完了,一人走出门外,晚霞抹亮了这饭厅,我昂头欣赏这彩色的时候,听到一阵阵笑声临近,魁梧的毛主席身后,跟着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人,他们一起走出门外。毛主席一眼见到我笑道。“啊!这是我们的朱医生啊!……哈……来!我问你。”
我红脸快步向前:“毛主席!你好。”
毛主席笑嘻嘻地看着我:“朱医生呀!我来问你,你愿不愿去开一个牛皮公司,你来当经理?”
我怔住了,牛皮公司经理?
毛主席伸出右手,掰着大拇指、食指、无名指、小指不断地说道: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有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能夸夸其谈,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经理必需拉拢一批人为他出力办事;第四,当牛皮公司经理还要会宣传,印小册子,画广告,……第五,还要……”
王稼祥同志连忙近前一步笑说:“还不能红脸害羞。”
毛主席也笑:“是,是,不能脸红。”
我这时满脸通红傻笑。
这时候,警卫员都陆续把马牵来了,各首长都一个个上了马,英姿勃勃地逐渐远去。
隔不久,王稼祥同志打听了我是萧劲光同志的姨妹子,写了一个便条给萧劲光同志:你可不可带你的姨妹子到我家来坐一坐?
我和王稼祥同志认识半年之后,结为夫妇。
毛主席作了红娘。
几十年之后,毛主席笑着向我说:“你把王稼祥同志的身体照顾得如此结实,这是你的功劳,你们可算延安的模范夫妻,假如,没有那次我和你说牛皮公司的话,主稼祥同志就没有机会见到你,至少会推迟时间……。”
啊!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毛主席作了我们夫妇俩的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