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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毛泽东从“井岗山到北京”

追索毛泽东从“井岗山到北京”
追索毛泽东从“井岗山到北京”
的胜利道路中的“生命线”

春天的惊雷

有一点恐怕是社会性共识,即,都知道毛泽东一生是特别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是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其它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来看待的。

毛泽东年轻时就对辩论者说过,你不问政治,政治偏来管你。

上世纪30年代,在同初识不久的朱德争论时,毛泽东则特别强调:不错,你是军长,只管军事、打仗,但我要问你,你本在旧军队,哪里就是打仗,你为什么偏要到红军中队伍中来打仗呢?!这一朴实的话所揭示的道理,成了朱毛同盟的认识起点。

毛泽东对贯彻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典性论述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毛泽东逝去后,我们开始了一个否定,通过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进行改革。这时,有些人却偏面强调“一切向钱看”,甚至认为“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奉行金钱拜物主义。如今,人们在抱怨:在这种金钱拜物主义影响下,不但经济部门,就连一些大学里也只看钱、个人功利……

看来,历史又在引导我们完成“否定之否定”的认识。据此,我们又有必要追索毛泽东从“井岗山到北京”的胜利道路中的“生命线”了。

以下,是我多年前正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一部分。今转发过来,供有兴趣——并有充裕时间阅读的人们参考。

出于对社会运动,尤其是中国社会发展辨证法的科学把握;以及政治、思想对军事、业务和经济的反作用的正确理解。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以政治为先导、进步的思想精神为推动力的工作战略。不可否认,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毛泽东始终是把政治、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第一个重要战略来考虑的。在毛泽东自己的认识里,他一生中的成功、成就源于此;而所遇到的曲折──主要是建国后──不少亦同此相连;与一些战友的某些争论──有时他甚至感到同这些战友们无“共同语言”,也同此相关。

把思想政治领先称之为毛泽东的工作战略,既不出自毛泽东本人之口,也未见之于当今名流大家之笔下。然而,它实际是一种战略。因为毛泽东从来都认为,思想政治领先对无产阶级政党在落后基地上推动人民走上主人地位,获得全面解放,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作用。从实践上说,毛泽东把思想政治领先,作为最为突出的方面,贯彻于一生的领导活动中。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顺着毛泽东革命活动的足迹,研究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言论和实践。

──在井岗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那时明确提出用正确的思想去组建党和群众组织,以及瓦解敌军。他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 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投机分子的操纵。”(2)“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3)在组织措施上,毛泽东在“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 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4)。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他说:通过教育,提高红军士兵阶级觉悟,使革命军队明确正确的政治目标,从而使红军在艰难困苦中而无怨言,斗争艰险残酷而不溃散。30年代末,毛泽东较系统也总结了政治同军事,政治同党,政治同军队的关系,深刻而具体地揭示进步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军事的统帅作用;正确思想对党和军队建设,对完成党的根本任务的作用。他毫不含糊地强调说: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此外,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初步探索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得更加明确。他认为:“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5) 在政治与军事、经济以及人和物的关系上,他看到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物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6) 由于有了一定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毛泽东已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的原则。他说: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在党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正是我们通过积极进步的思想政治灌输,团结了全国的老百姓;我们的抗日军队也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最终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无坚不摧的强大军队。毛泽东自信而又自豪地说: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抗战8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确实具有这样的一往无前的精神,最终打垮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作用由此可见。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思想政治的认识、指导更为具体化和深刻化了。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时间、形式和方式,均作过说明。他指出:通过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提高人们觉悟,加强革命军队的团结。在时间、形式上,他要求军队要利用战争空隙,进行大规模整训,清除不良倾向,明确战争目的,激发战斗热情。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性地说明:“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7)

──在建国前后直至60年代,毛泽东针对我党历史任务的转变,党的地位的变化,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他把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到一个更引人注目的高度。

首先,他针对建国后共产党人掌权做官,从事经济建设,物质生活的改善,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可能出现根本目标失明,根本宗旨和理想淡化,追求个人享受思想的滋长的情况,向全党发出了“警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的告诫,并三番五次地提醒人们;一而三再而三地要全党和广大干部,不要忘记无产阶级政治,不要放弃人类的理想。号召人们做革命到底、走完万里长征的英雄好汉。并于1951年到1952年初,发动了一场全国化的“三反”“五反”运动。

后来,毛泽东确实发现一些共产党人和群众在经济建设中,放弃了党的理想和宗旨的教育,轻视进步思想精神的生产的情况,严肃地批评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8)并且,还特别强调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要求:“……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9)

当毛泽东逐步发现,进城以来,一些党员干部不联系群众,不民主,搞一言堂;不艰苦奋斗,追求享受;骄傲自满,搞官僚主义,甚至有些人贪污腐化、蜕化变质,他便苦口婆心地警告说:如此下去,放弃政治理想,脱离群众,总有一天要出现“霸王别姬”的悲剧。

──在60年代中后期至1976年,毛泽东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阴影方面,尤其是党和广大干部中的以权谋私、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政治方向失明、革命斗志蜕减等阴暗面,看得比以前更严重。他便把思想政治领先战略,运用到了“极限”。在一些人看来,也只有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领先才是作为一种战略出现的,──因此犯的错误也最大。在这一段时间里,思想政治领先,无论在理论上,无论在实践上,都以完整而系统的形态出现了。整个社会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开展了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进行了广泛的认识和涤除中国历史文化沉滓的思想教育。后来,实施这种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具体形式发展演变成最为特别的方式,即“文化大革命”。

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先的基本观点──依据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新情况,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他认为:工厂里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些人中有好人,但是他们跟错误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他还认为,少数单位的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他重申: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所以,他强调性地号召:要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要学习马列,要坚持马列,坚持社会主义。他要人们懂得:资本主义不是不能高速度,而我们要的社会主义高速度,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克己利人的思想下,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努力艰苦奋斗,而形成的高速度(这实际上出发于无资两个阶级完全不同的文化、道德基点)。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思想言论还体现这么一个思想,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很长,人们的旧习惯势力还比较大,如果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旧习惯势力有可能造成旧社会得以复辟的恶果。具体地说,当代的人民革命,如果不使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力量──广大工人农民──跳出旧文化思想的巢穴,中国共产党就可能成为“第二个李自成”,甚至出现“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10)的历史丑剧。

上边,我们已论述,毛泽东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谓“李自成”之说,“宋江、方腊”之喻,旨在告诉人们,在人民革命取得某种成功后,在有利可得,有名誉可争时,本来革命的人们如果不最终摆脱历史思想的沉滓,放弃人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就可能顺着旧文化的自然斜坡,理直气壮地──甚至是甜甜蜜蜜地──向下滑,又滑向自己的反面,仍会去重建(恢复)自己当年深受其害而决心推翻的社会。

这就是毛泽东理解的资本主义复辟。不过,在这些本来的革命党人手里恢复的旧体制的社会里,这些本来的革命党人则成为剥削压迫他人的人了,而不再是以往的受压迫者。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的农民革命常常如此:不断起义又不断陷入旧周期之中。不是起义胜利后自己做皇帝,成为新的剥削压迫者,而骄奢淫逸,就是利用起义队伍为政治筹码,同统治者讨价还价,到朝廷谋官求职,封妻荫子,又去打别的起义者,又去压迫别的农民,如同宋江。应该说,这种在旧周期中循环的状况,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前,是有一定必然性的。而在近、现代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新生产力出现之后,这种循环就应逐步被打破。

为了对中国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他认为“马列也被一些人打得粉碎”的历史背景下,还以“反潮流”的无畏气概,不怕自己也被“打得粉碎”,以最大的魄力,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推给这个有古老传统的中国,努力对它实施政治性改造。实际上,他决无奢望,──决不以为自己没有失误。他是尽一个责任:首先把保守、懒散的人们刺激得跳腾起来。

思想政治领先确是毛泽东贯穿一生的重大举措。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笔政治遗产。

注:
(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6页
(2)同上,第71页
(3)同上,第66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0页
(5)同上,第500页
(6)同上,第459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8)毛泽东:1955年在《严重的教训》一文上的按语
(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10)《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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