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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批评毛泽东“土”–毛泽东承认道:“说对了”

有人批评毛泽东“土”--毛泽东承认道:“说对了”
有人批评毛泽东“土”
毛泽东承认道:“说对了”

春天的惊雷

1976年四五动乱,有人以隐晦的语言,把毛泽东比喻为秦始皇。由此开始,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某些知识精英热衷于揭示、批评毛泽东的帝王意识。而人民群众,却不理会这一套。

也正是近二三十年,伴随着那些知识精英对毛泽东“帝王意识”的“揭示”、批评,人民群众倒是从一些严肃的传记著作中,看到一个“把人民尊为上帝”、“称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与民命脉通同,并以“土”自律的毛泽东,从而更加敬爱他……并对精英们嗤之以鼻。

这就应证了一个真理:正确、伟大的东西是不可战胜的,更不可抛掩,它以其自身,顽强地展示自己的存在,并显得正确和伟大。而一切对正确、伟大的诋毁、攻击,也只能是适得其反,只能引起人们更加热切地关注它,——进而加快人们对其正确、伟大的认识步伐。

并且,最让那些右派攻击者无法想象和接受的是,因他们和人民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坐标,拚命地攻击——他们自己认为的错误,其实对人民来说正好是正确、伟大的事物,因此,到头来,真正的正确、伟大被人民接受了,自己却丑态毕露,被人们抛弃。并且,在另一方面,——右派们攻击毛泽东的这样、那样,反而推动人民尾随“这样、那样的问题”去了解毛泽东(本来,人民倒也不十分清楚)。

于是,并没有用多久时间,毛泽东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穿用等情况,像一下子拆去以往阻挡着人民视线的障壁,全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这时才发现,无产阶级领袖同广大人民群众是如此的贴近:一样的心态,一样的热爱人民,象当时的人民大众一样的简居,一样地朴食,一样的粗衣,一样的俭用,总之一样的土里土气。由此,人们进一步懂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纯真的社会主义者的追求、品格和人生价值取向。

……这样,精英们的攻击,就只能如毛泽东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以下的几则故事,均是人们为了揭示真实的毛泽东,而对毛泽东的真实的回忆(取材于汪东兴、权延赤等人的作品中)。人们从中会看到毛泽东以“土”自律 ,以同于民众而自豪的内在心理。

一、衣着上的“土”

——求“舒”务“适”喜旧鞋。 毛泽东不喜欢穿新鞋,有了新鞋,总是让别人先穿。别人穿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

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将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新,而自己穿旧,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个人的习性。有人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也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他有他的理论:“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的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并且说:“我们各取所好。”
——穿补丁衣讲究“整齐化一”,并要求“家丑不外扬”。

历史为毛泽东留下很多很多带有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丁。

对穿补丁衣,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间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对外衣的补丁还是“讲究”的。补丁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这样提要求:“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在见张澜前,吩咐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卫士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么几件衣物,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一个卫士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可他身边的人,心里总有些难过。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

也许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没法补了,旧衣就变成补丁布。延安时期,在陕北杨家沟,一次,卫士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作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呢。”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象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捋平上面的皱纹。“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随着年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江青也是照此办理。到60年代,江青开始注意穿戴,毛泽东却仍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摞补丁。他接待外宾时,卫士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露馅’了。”因为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外一伸腿,裤角抽上来,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久而久之,卫士们将提醒的话精练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并且,到后来,卫士们都负有提醒‘家丑不可外扬’的责任。

——对“脚会有意见”的考虑 。

毛泽东精于算大帐。政治上、军事上算大帐,生活上也算大帐。 转战陕北,一个卫士新到他身边,发现他只有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用那条毛巾。而且那毛巾也没有什么“毛”了,象个麻布巾。卫士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毛泽东想了想,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卫士扑哧一声笑,说:“那就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毛泽东摇头:“帐还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象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 况且,在毛泽东看来,现在条件差,千千万万在前方打仗的战士,也是这样生活的。干部不应特殊。

二、生活用品的“土”

——“太贵重,我用不动。”

毛泽东对日常生活的其它用品有自己的讲究。对被褥──什么鸭绒驼绒的他都不喜欢,更讨厌的确良布。他喜欢棉布棉花。色调越淡越好。被褥是里外白布,用块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前仍然用着这些东西。人们去毛泽东故居,特别是过去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们,常常触景生情,泪溢眼堤,不能自己。毛泽东还有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我说过,他有躺床上批阅文件的习惯。宋庆龄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是特殊尊敬的。他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享受不了,便收到仓库里。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荞麦皮枕头。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也没有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他吃饭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动。”

好一个“太贵重,我用不动”!这实际已不仅仅是艰苦奋斗的问题,而是人民领袖归属于人民的本质体现。这里表现的不仅不是帝王意识,而是毛泽东的反帝王意识!历史也曾有过下层人士通过奋斗而居于极位的,如朱元璋、李自成和洪秀权等,而这些人一登大位,立即就穷奢极侈,恨不得享尽人间的一切荣华富贵;立即威横朝野;立即忘了自己的土民……毛泽东正好相反,时刻从生活、工作和作风上,保持其人民本色。

——对床的“讲究”

毛泽东认为,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所以床要搞舒服。而他的舒服仍内含一个“土”字。

首先要“硬”,要“凉快”。陕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惯,他怕热不怕冷,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记得有次走到河底村,房东的门板卸不下来,他不得不睡一次火炕。一夜也未睡踏实。房东家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到家里听说此事,埋怨母亲一番,当即锯了门轴,搞了个“门板床”。然而,这样做又搅扰了群众生活,更使毛泽东不安心。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连呼“乱弹琴!”他急忙检查那两扇门,确信没有影响,才放下心。夜里卸下门板作床,他比头一天少吃一次安眠药便睡着了。进城后,他一直睡木床,巡视全国走到哪里都是睡硬木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其实,毛泽东在建国后走到那里都坚持睡板床,是另有深意的,即让某些擅长搞奢华迎逢的下级官员的意图落空)。夏日天热,他的硬木床上就尽量少铺东西。出汗多,他就在枕头上垫几张旧报纸,报纸被汗水弄湿弄破,就再换几张。年年如此,这也算是一种“讲究”和“浪费”吧。

其次,他还要求床足够大。陕北的炕足够大,门板放在炕上,这个“床”便很可观了。进城后,他的木床有五尺宽,参观中南海的人们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大?为了看书方便。他有躺下看书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留给书的。现在毛主席故居的床上摆的书还不算多。毛泽东在世时,床上的书比现在的多,堆得高出一尺。他不看书是睡不了觉的,不看报刊是起不了床的。

三、饮食习惯的“土”

毛泽东身边的人大都认为, 他的饮食习惯更能反映其“土”。这一点,更为典型地表现毛泽东的反帝王意识。

首先是喜“粗、杂”。毛泽东一辈子都喜欢吃粗粮、杂粮和青菜。粗粮是吃红糙米、麦片等。杂粮是指在主粮中掺小米,加黑豆和芋头等。蔬菜更杂,有时就要一盘野菜──马齿苋,以及一碟辣椒。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戏言,吃竦椒的人革命性强。实际上,这戏言中也有真理的“颗粒”:辣椒刺激性强,又系乡土农家常物,穷人用来御寒,开胃纳食的,富贵人对此自然不屑一顾。因此,辣椒的革命性就在比喻性戏言中成立了。毛泽东常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其次是无规无矩,不屑于珍物美味。根据卫士们说,毛泽东吃饭也同他作诗一样,十分浪漫。不分钟点,不讲规矩,不论次数。一生都是如此。毛泽东正经吃饭,通常有所谓的四菜一汤,四菜中每次都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而汤,有时则是涮盘子水。其实,就是吃这种“正经饭”的时候也不多。毛泽东像周恩来一样,是个工作狂,吃饭似乎成了“生活负担”──能免则免。他吃饭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次的时候多。也有只进一餐的时候。如工作的连续性强,几天几夜中伏案工作,也只能在工作间隙,让卫士在电炉上随便做一点麦片粥;或煮一些挂面,或烤几只芋头……据毛泽东身边另一位工作人员讲:毛泽东的垂暮之年生活略有改善,但仍是每餐必有红辣椒,霉豆腐。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仍不改初衷,不变故习,对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和高级补品不感兴趣。对常人认为好、美、贵的食品和补品不以为然。当身边一些人劝他食用一些高级补品时,他却给这些好心人讲出一番道理来。他说:有些所谓高级的东西,我可不认为有什么特殊作用,不过是物以稀为贵。而有些稀罕东西之所以名贵,是有些人攀缘名贵造成的,因为什么名人大官用过此物,便使此物也名贵起来,好象自己若能食用,也会因此沾光有名起来;于是越抬越高,最后变得神乎其神……最能说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简朴生活的心迹本意是他这样说:本人生来不高贵,故高贵之物,不敢问津。 试问,自甘于当“卑贱者”中的一员,并且一生念念不忘,坚持到底,世上有这样的帝王意识吗!

那么,毛泽东生活中的最好“补品”是什么呢? 还是让他身边卫士李银桥的回忆来回答。

毛泽东一生没有吃过任何补品,如果一定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打沙家店战役,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不合眼。歼灭钟松的36师,俘敌6千余人。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对一个卫士说:“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点的。”卫士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卫士搞来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吸口气:“啊,真香哪。”他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他放下碗,发现卫士们目瞪口呆立在旁边。忽然变得象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过分吧?”在场的人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6千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一个卫士用力摇头:“不高,主席要求的太少了,太低了。”“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吃马肉呢。”——毛泽东说。

从那天起,卫士们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人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

根据其他卫士的回忆,一直到建国之后,毛泽东仍保持这个习惯。什么好东西他都不追求,需要时,只求一碗红烧肉,用红烧肉补脑子。然而,红烧肉补脑子───在毛泽东看来,还得讲条件,比如战争中的某些困难时期,战士们断了粮,他即反对吃红烧肉。他说:脑子是要补,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困难时期,毛泽东就用勤梳头来“补脑子”。60年代初,国家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为了同人民共度难关,毛泽东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是7个月没吃一口肉。

对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卫士们的解释是符合实际的:一是习惯,二是艰苦奋斗,三是与民同心。因为猪肉是“大路货”,人民群众享用得起。

毛泽东的这种习惯,显然不十分符合现代卫生科学。所以,建国后,常有人劝他改变,但他执意“拒谏”,饮食依旧从故。尽管有很多人反对他吃红烧肉,但反对也无济于事。毛泽东的“拒谏”之理,是很能说明他的尊民爱民,与民同根连心,视己为民的价值取向的。

──他对要他改变生活习惯、注意营养的保健医生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

──当江青反对他不注意营养,特别反感他爱吃红烧肉,而批评他是“土包子”时,他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这与其说是毛泽东愠怒而断然的反驳,倒不如说毛泽东傲然自信地申述。他爱民,向民看齐,并视己为民,以民为荣。

毛泽东的生活的故事,我们只能引述其中一小部分。如文章开头所说 :在这些真实故事中,人民群众看到了毛泽东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伟大品格,也看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理解时代主体精神及其趋向的革命家──根在民众,以己为民众一员而自豪的本质。也许毛泽东在世时,多少已预感到他的百年之后,有人会攻击到他脱离群众,故而刻意地严格约束自己……

应当进一步说明,毛泽东以“土”自律,始终让自己扎根在民众之中,与民同根共脉的民本意识,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同中国历史儒家的“重民为了驭民”的统治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没有“谋术”,没有欲取先予的技巧,没有前诚后伪的变节。他压根儿把自己扣在人民中,坦露赤诚,忠心不二。他所说的:贵重的东西,用不动;本人生来不高贵,以及自豪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就是土包子……等,并一直到去世,都这样说、这样做,都表明了这一点。

如此这般,这些年来,某些知识精英批评毛泽东有帝王意识,而人民群众则全然相反,是必然的。今天的现实,再次证明,是有十分的必要,去揭示历史遗留在某些精英身上的旧的文化心理。过去,毛泽东曾号召人们和知识精英自己,去做好这一工作。可惜,由于旧文化心理的根深蒂固和狡猾,它们诡计百施,终于逃过了无产阶级文化的第一次冲击。

而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今天,当这些精英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阵地,得意忘形地攻击毛泽东“有帝王意识”时,却暴露了自己的本来卑俗丑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现实表明,这些人是时刻不忘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英”(把“当不了官”“进农村、进五七干校”视为迫害)的。当年,毛泽东的一系列战略行动,使这些人“当精英”的美梦破灭了,今天的他们,不可能不以某种不满或仇恨来攻击毛泽东的。

这也是,算尽机关太聪明,反露出了自己猥琐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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