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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计划经济

毛泽东与计划经济
毛泽东与计划经济

网友:楚扬

现代的经济专家们为了证明自己的高见,喜欢把计划经济批得体无完肤,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不仅如此,还要把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漏洞百出归结为逝去的年代。

其实,计划经济有什么错呢?请问什么事情不需要计划呢?政治不要吗?战争反恐不要吗?你去探亲访友不要吗?盖房修路不要吗?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或者是延续,计划—市场—计划……无限循环,这是各国经济都无法超越的模式。

现在回过头看毛泽东导师实行的计划经济,我们不能不说那是一个旷古绝今的大手笔!试想,在当时那个烂摊子上,在那种百废待兴、政权始创的国情面前,按今日某些“先知先觉”者们的“市场经济”,把“开放”弄成“放开”,把“改革”弄成“改变”,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劳苦大众会是个什么样子?不要说两弹一星,不要说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就是那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恐怕就要国将不国!没有那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们能有今天这么强的工业基础农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在毛泽东以后的年代里,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够起步?

其实,凡事计划在先,才是符合科学的。不去计划,不要计划,反对计划,一窝蜂地不管不顾是危险的!试看已经造成的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哪一项不是盲目而又疯狂行动的结果??

“计划经济搞平均主义”、“计划经济养了懒人”、“计划经济造成大锅饭”……计划经济难道真的如此十恶不赦吗?如果我们能把心静下来,如果我们能客观地历史地不带偏见地与事实为友,我们能否定它曾经的突出重点曾经的分门别类曾经的论证有据曾经的切合国情曾经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不对?我们能说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革”以前是“懒人”的时代?那时不要说偷懒耍滑,就是稍有点斤斤计较都是为人不耻的。后来的“大干快上”就立马使“懒”动起来,劳动竞赛如火如荼。反而是实施“奖金”之后,人们(广义)才“雇佣”起来:凡事先讲价钱,讲好价钱还要反复算计。说“计划经济造成大锅饭”,我认为那“大锅饭”正是“共同富裕”的金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总比取之于民用之于己好!“大锅饭”使饥者有其食居者有其屋,学可上病可医,好处大大的;坏处则是对腐败者而言—他们无法再鲸吞人民的血汗!如今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行业,“大锅饭”是打破了,但却变成了“独食”,成为这霸那霸。工厂的工人发不出工资,老板却是满肚油水!也许,正是由于我们对官员腐败程度和基尼系数超警的严重担忧,迫使我们必须把建立和谐社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不管我们的“经济专家”如何丑化计划经济,稍有点阅历的人都无法忘怀那个时代,几乎没有贪污腐败、没有社会丑恶、没有假冒伪劣,干群之间人与人之间讲诚信、讲道德、讲正气,绝无两极分化、绝无见死不救甚至局长雇凶杀书记之事!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完全套用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这是常识。如果人类也搞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必然导致有的人种面临绝境,许多人危在旦夕,最后地球上只剩下廖廖无几的“人精”。所以,过度的竞争不是发展,不是前进,而是私欲的恶性膨胀!如果人类只顾自己“发展”,把别的都甩在一旁,结果人类也只有毁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共生”法则!由此可见,社会文明进步的标杆第一是公正,第二才是生财。失去公正,经济的发展必定是畸形的。

说到计划经济,不能不涉及毛泽东这位伟人。一个时代不可能十全十美,一个人也是如此。圣人也有三分错,这不仅仅对毛泽东是这样。而一个人是否伟大,在常人眼里,首先是看他自己怎么做人,再看他对社会的贡献。毛泽东一生以身作则,一生铮铮铁骨;他治国坚持先治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农村送往前线;他在困难时期一样勒紧裤带;他面对强盗恶魔,挺胸迎战……他从来不打麻将,更不会在牌桌上几天不下“火线”——这些看上去“很小”的事,许多人未必都做得到!

伟大的毛泽东,历史不会忘记他,世界不会忘记他,中国人民更不会忘记他。他是中华民族新制度的开山鼻祖,他是华夏文明最辉煌的纪念碑!

历史是割不断的,毛泽东是否定不了的。伟大的毛泽东,永远是无与伦比的!谁否定过去,否定历史,人民与未来也会否定他。

来源:人民网

作者: jihfyrrr

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
1.毛泽东时代完成了最艰苦的原始积累。建国初,新中国千疮百孔,一穷二白,一无设备,二无资金,万事开头难。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最艰苦的原始积累,为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同时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封锁的大国来讲,这个过程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2.毛泽东时代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起了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3.毛泽东时代顶着巨大压力,粉碎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军事.经济封锁,为改革开放,走出国门,打下了基础。和日本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为了消灭共产主义势力,对新中国实行了侵略.颠复.敌视.包围以及经济封锁的政策,妄图扼杀新中国在摇篮里,朝鲜战争中朝两国实际上是面对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几十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选二卷127页}这种壮况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才得到较大改善,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颠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搞出了“两弹一星”,奠定中国的大国地位。从而打开了外交局面,打破了经济封锁。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1972年打开中美.中日关系,尼克松来华访问,在此前后在世界上掀起同中国建交高潮,主要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同中国建交。与此同时也开展了广泛的经贸来往。到1973年12月我国已同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关系。如果不粉碎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封锁,就实现不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的发展。但它的代价也是不小的。
4.毛泽东时代的建设偏重于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生产。发展的起步首先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在医疗卫生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消灭了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甲类传染病(霍乱、鼠疫、天花),短期内在中国大陆根绝了“黄、赌、毒”社会丑恶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性传播疾病,经过几年努力很快控制了流行猖獗的疟疾、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等;通过全民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城乡人民良好的卫生习惯逐步养成,各类疾病的发病率均呈明显下降;在城镇厂矿企业单位建立了医务室,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使工人、农民实现了“小病不出厂、不出村,大病能住院”的一套完整的初级医疗保障体系,有效地保护了社会生产力,从此,中国人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真正消除了“东亚病夫”这个耻辱称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象新加坡这种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国家将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为了对付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去搞三线建设,但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毛泽东时代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产生一些失误,但它的巨大经济建设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令人遗憾的是,当中国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八.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

作者: 啥都说

1950年
调整贷款政策利用限制私营工业
市自来水公司划归国营
组建市零售公司
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市工商界超额完成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市军管会征用外国兵营
取缔一贯道
颁布和实施《北京市粮食交易所交易管理规则》
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
加强税收征管修订税收政策
大规模整治市区河湖
北京市总工会的筹备与成立
首都城市建设的”三为”方针
搬运工人的”反把”斗争
成立交易所取缔房纤手
北京第一次大规模生产竞赛
北京市积极贯彻党的中医政策
解放初期的职工业余教育
运输业的”三统”政策
近郊区第一批互助组
市委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成立
“五一式煤气炉”研制成功
救济上海失业工人的捐款运动
加强石油供应管理结束外商”三行”经营
开展党员要善于团结群众的学习
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建立
全市的四次机构整编工作
广泛开展社会发展史的学习
大中学生自己种菜改善生活
土改后郊区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稳步发展
第一部婚姻法在北京实施
朱德关怀光华木材厂
北京市有了第一批女司售人员
根治龙须沟
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市文联的成立
扶植特种工艺品生产出口创汇
辅华合记矿药厂爆炸事件
市喇嘛寺庙管理委员会的建立
破获李懋五阴谋暴动案
学习马恒昌小组
市公园系统”以园养园”等方针的提出与实施
朱德视察新中国乐器工厂
第一次调整工商业
门头沟矿区改善群众饮水条件
北京市的整风运动
平抑石油物价稳定石油市场
扶植小煤窑生产保障煤炭供应
整顿蔬菜市场大力发展近郊蔬菜生产
东郊地区打击盗墓匪
全国第一个公私合营投资公司–北京市兴业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破获美国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案件
《关于团结技术人员的决定》
工业系统贯彻执行市委关于团结技术人员的决定
市委领导全市人民积极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首都人民积极支援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宣传教育工作
大中学生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抗美援朝中的北京职工
市商业部门支援抗美援朝
北京市妇女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医疗卫生工作
北京青年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北京电台大力宣传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市文联创办盲艺人讲习班
发放农业贷款支援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北京机械工业系统支援恢复农业生产
组织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建设常识的学习

调整贷款政策利用限制私营工业

1949年全市共有私营工业4150户,占工业总户数的96.7%。北平解放初期,市人民银行对私营工业采取”冻结贷款”政策。1949年6月以后对私营工业贷款逐步放开,试行折实订货贷款。截至1949年12月底贷款余额为18亿元(旧币,下同),主要是贷给与民用军需有关的染织业、矿产业、铁工业和制革业。1950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银行采取了灵活方针和有松有紧的措施,原则是扶助生产,工业重于商业,以支持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有关的加工订货为主。1950年至1952年对私营工业的贷款总额大量增加,1952年比1949年增长22.6倍,工业生产总产值增长3.36倍,由于经济恢复时期国内市场的变化和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复杂性,市人民银行对私营工业的贷款政策曾作过几次必要的调整。1950年3月为制止通货膨胀,采取了紧缩政策,多收少贷,减少货币流通量,限制和打击了一些工商企业的投机倒把活动,促进了金融物价的迅速稳定。1951年为了扶助城乡贸易交流,推动工农业生产又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贷款。1951年底至1952年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私营工业生产萎缩,银行贷款减少,为了解决职工生活困难,于1952年2月又发放了124亿元的”工资贷款”,安定了职工生活,保证了运动的进行?quot;五反”运动基本结束后,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立即着手进行活跃市场恢复生产的工作,对私营工业采取了扩大贷款措施,实行产品加工、订货和收购,在短期内绝大部分停工、半停工的企业恢复了生产。1952年贷款余额达到406亿元,比1951年增加2.4倍。

市自来水公司划归国营

北平解放初期,由北平市人民政府代管私营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而该公司个别董事要求发还。为此,中共北平市委经过调查于1949年9月5日就自来水公司的情况及处理意见向华北局并中央作了请示报告:经查该公司原系私营,但在1938年日伪时期股东会决定委托政府经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市政府公用总局接收归自来水管理处经营,1948年春发还私营。但公私财产纠缠不清。经查该公司名为私营实际上侵吞了大量公产,水源井全部为公资所建,管线大部亦为公资所设,况且该公司股东均系汉奸和特务。报告还指出:凡属敌伪时期政府增建财产,查明归公;其属汉奸战犯特务股份即经法律手续没收归公。连同解放后我之投资一律作为公产。确属私产仍予承认。
1949年11月22日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决议,北京自来水公司应改归国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北京市自来水公司自1950年1月1日起正式改归地方国营。
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于1949年12月27日奉令组织财产清理委员会,清理接管的旧自来水公司的资产。清委会于1950年3月29日正式成立,请北京市工商联合会代表和部分股东参加,推定贾庭三等9人为委员(1951年4月13日又增聘了交通银行和市工商局代表各一人为委员)。先后拟定了清理财产办法、对敌伪增建部分及股票处理办法、资产估价标准、私股股金发还原则等。根据接管时的资产目录,按1949年5月的市场价格,并依照中央人民政府规定八折计算,对特殊的资产再加适当折扣。清理结果,全部资产为37996716.29斤小米。在对敌伪增建资产、汉奸特务等反革命分子的股份和私股中正当的股权,分别进行清理的基础上,于1950年4月15日至1951年7月20日,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报纸刊登私股股票登记广告4次。截止到1951年7月20日止,登记股数占总数的67%。之后,成立了审查小组,对股权进行确认。1953年5月18日又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63名股东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股东代表意见。股东代表一致同意政府公平处理的原则,并表示感谢。遂于1953年5月28日起开始发还私股股金。此后仍有要求补行登记的,经1954年4月27日市政府第十二次联合办公会同意,”可予审查”,实际截止登记日期为1954年4月27日。至1957年3月第四次发还私股股金止,共发还股金1565000.60(新币)元。有的股东领到股金后说:想不到买了50多年,今天还能拿到钱,人民政府照顾得真周到。有的股东说,自从买到股票就没有发过股息,现在人民政府给发了,这是人民政府实事求是。在解放初期国家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发还私股股金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威望,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安定。

组建市零售公司
全国解放初期,商品市场由私营商业控制,投机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活动猖獗,从1949年4至10月,全国性物价大波动共发生了3次。受其影响,北京市零售市场物价飞涨,使广大群众生活受到影响。市政府为了平抑物价,安定干部、职工生活,根据中央财委会决定,自1949年9月10日开始筹建供给总店。在供给总店尚未开业期间,中央贸易部鉴于供给总店只能解决薪金制、包干制职工的供给问题,而70-80%的人民生活,仍得不到适当解决,每遇物价波动,奸商便乘隙谋得暴利,因此,特报中财委批准,于12月17日决定在北京、天津等4城市试办改组供给商店为零售公司。根据中央贸易部的决定,北京市零售公司于1950年1月1日,面向居民对外营业,归属市商业局直接领导。主要经营粮、煤、油、盐、布。在城近郊区共设立了13个营业处(包括门头沟1个营业处),141个零售店,192处煤炭代销店,4处花纱布、百货门市部,9处煤炭、粮食厂栈,与消费合作社密切配合有计划地占领主要市场、主要物资的零售阵地。在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以及实现货币回笼、保证完成财政任务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是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发行的。其目的是为了紧缩通货发行,稳定物价,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以利安定民生,走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道路。这种公债的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基本单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6斤(天津为小米),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的批发价的总和计算。此项平均计算的”分”值由中国人民银行每10天公布一次,作为支付公债的标准。1950年1月5日至3月31日为发行期,分5年偿还,年息5厘。全国发行公债总数2亿分,工商业者与富户为主要推销对象。根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1950年1月5日召开各省市负责人会议分配数字,北京市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任务为290万分。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各界知名人士52人组成了北京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在推销公债过程中,北京市认真贯彻政务院关于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审慎区分工商业户中的大、中、小户;区分殷实富户中的大、中、小户,合理分配推销数字。郊区农民、城市工人、学生、公教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在自愿原则下购买,不分配固定推销数字。人民解放军一向为供给制,生活最为艰苦,自愿购买,也不分配具体推销数额。由于党政领导重视,大力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全市工商业者、工人、农民积极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踊跃认购,提前超额胜利完成了任务。

市工商界超额完成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1949年12月政务院发行了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同时规定大中小工商业者是主要推销对象。
1950年1月6日,由各界代表52人,其中工商界15人组成北京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为了完成劝销认购任务,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也随即成立了公债推销委员会工商界分会,并在各行业同业公会成立了139个支会。摊商和郊区工商业者也分别成立了推销公债的组织。
各分支会普遍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并邀请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孙晓村、政务委员章乃器等人作报告,使广大工商业者认清了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政治、经济意义,认识到认购公债为国分忧,人人有责,激发了爱国热情,提高了认购的自觉性。
为了做?quot;公平分配、合理负担”,各分支组织对各户认购能力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采取”两期购买”的办法,避免给工商业者在生产、经营上造成困难。
北京市工商分会承担了推销公债160万分的任务,在首都工商业者的团结努力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实际购买了170万分,超额完成了认购公债任务。在北京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召开的表彰大会上,给19个模范工商界公债推销分支会和6位模范人物颁发了奖旗。

市军管会征用外国兵营
北京市军管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关于取消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和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原则,于1950年收回了市内前美、法、荷兵营地产,并因军事需要征用地面上的兵营和其它建筑。
北京市内的外国兵营是在清朝末期建立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分别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各国应分自主,当驻兵队护卫使馆,并各将使馆所在境界自行防守”的条款,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北京先后占地修建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美、英、法等反法西斯国家的同盟国,于1943年同这些国家签订了关于取消和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声明废除在华特权,但是,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兵营仍然存在。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宣布:”一、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兵营。现在此项地产权,因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应收回。二、此项地产上所建之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地产权收回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三、目前此项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军事上之需要,先予征用。四、此项征用,自布告之日起,七日后实施。”7日,军管会通知美、法、荷领事立即指派专人负责此事,按期腾空并交出美、法、荷兵营,不得延误。
美、法、荷领事在接到通知后,分别在1月14、16两日将其兵营全部腾空并交给军管会所派人员接收。此次接收的地产,包括东交民巷22号美国兵营33.8亩,东交民巷台基厂三条1号法国兵营33.64亩,东交民巷2号荷兰兵营26亩,共计土地93.44亩。
北京市军管会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收回美法荷三国兵营地产,并征用外国兵营的正义行动,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的”驻兵权”,收回了丧失了整整50年的东交民巷的主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取缔一贯道
一贯道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掌握和利用的工具,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北平的一贯道始自1933年,至1946年前后中层以上坛已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20余万人,成为北平地区最大的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
北平和平解放后,一贯道即转入地下,隐蔽活动。其特点是:佛堂家庭化,道徒工商化,言语现代化,行动群众化。其”师母”孙素珍和道长张五福还经常以”喻、训、条”等形式向城郊各坛发指示,传播谣言。1949年至1950年间流传于北京城郊的大量反动无稽的谣言多数来源于此。同时他们还策划于密室,企图整顿组织,等待时机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心取缔一贯道,镇压少数首恶分子,挽救广大受骗道徒。北京市取缔一贯道工作自1950年1月19日开始,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一面采用专案侦察等手段与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造谣破坏活动作斗争;一面派出人员组成专门小组,有重点地对一贯道作系统深入的调查摸底工作。1950年6月7日,市公安局采取果断措施,将活动猖獗、有明显罪行的一贯道首要分子刘燮元、穆肇增等11人捕获归案,狠狠打击了该道的嚣张气焰。当年10月,市公安局拟定《北京市处理一贯道计划》(草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布告》。经市委审定后于12月3日报中共中央、华北局审批。
《计划》提出了对一贯道的处理原则:(一)点传师以上之重要分子及其他有政治破坏行为者逮捕法办。(二)点传师以下坛主以上(含三才)勒令登记,加以甄别,实行管制,监视改造。(三)对一般道徒号召退道,凡脱离组织、停止活动者即宽大处理,免予究办。《计划》还对逮捕、登记及宣传等项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和注意事项作出详尽规定。
1950年12月18日夜至19日晨,市公安局及所属各分局全面出击,将全市130余名一贯道重要道首(除孙素珍、张五福等少数道首事前闻讯潜逃外)一举抓获。并当场搜出大量反动罪证:日伪及国民党特务证件、潜伏活动计划、手枪、刺刀及埋藏的大量金银资财等。其惨淡经营了十几年,遍设机关暗室的兴华寺总坛被查封。同时,由北京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也在全市大街小巷贴出。19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和逮捕反动道首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和短评。
为使登记和退道工作顺利进行,由党、政、群众团体抽调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在市委统一安排下,于取缔当日分别深入到有一贯道徒的工厂、矿区、村庄、街道,向群众做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市郊各区、县也分别由派出所或区、县委召开工商、妇女、学生、居民等各类积极分子会或群众大会,号召登记、退道。有的还深入居民院进行宣传演讲,使党的政策深入民心,避免了因大批逮捕而使市民、特别是广大道徒产生不必要的恐慌。
在强大的舆论配合下,市公安局下属各分局在管区内设若干登记点,组成登记小组,负责登记、谈话、记录及整理证物工作。对那些毫无悔过表示,抗拒和破坏登记,或登记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者,市局则采取果断行动给予严厉制裁。这样,前往登记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人是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实际人数比原掌握数字庞大得多。
为了最大限度地唤醒受骗道徒,孤立少数反动道首,使之从组织上、思想上彻底土崩瓦解,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四种方法:(一)利用报纸、电台发动舆论攻势。(二)召开各种群众大会动员宣传,揭发控诉一贯道罪恶。(三)举办一贯道罪证展览。(四)动员道徒索还道款、诈款及被霸占财产。
北京市取缔一贯道工作历时两个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役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王钟麟、张承忠、刘翔亭、穆肇增等重要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发现并摧毁了其隐蔽的核心组织”号”、”善”、”里”等;没收道产23处(房9所、工厂3所、商号11所及义地、果园等);633名道首退出道费约50亿元(旧币),五分之二的退道者受益。
经过这场斗争,一贯道从组织上和思想影响上被彻底摧毁。从此全市治安情况明显好转,谣言显著减少,十几万退道群众将佛坛取消,开始安心生产,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气焰则被压了下去。
195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市委取缔一贯道报告批转全国,并在批示中对北京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

颁布和实施《北京市粮食交易所交易管理规则》
1949年,北平解放时大小粮食市场很多,其中最大的粮食市场是”四面钟”市场(又称南市)。另外还有西直门(西市)、朝阳门(东市)和天坛等中小型粮食市场。四面钟市场,每日早7时开场,晚8时30分散场,只有货样。该市是全市最大的粮食批发市场,左右全市粮价,日成交量在100万公斤左右,约占全市粮食总成交量的70%以上。参加市场交易的有1737户,其中米面粮业1407户,粮栈业309户,机制粉业21户,几乎包括了全市的粮食批发、零售和加工工业。批发商和零售商入场交易直接见面。以粮食为原料的用粮行业商户,如面粉加工、酿酒、制糖、饮食等行业可入场采购。西直门粮市,每双日有市,只上粮样。朝阳门粮市,每早有市,以现粮成交,该市?quot;斗行”,乡民来粮,直接入”斗行”交易。天坛粮市为集市性市场,也是现粮交易。这些市场粮食的来源,主要来自东北和平绥、平汉沿线地区。此外,北京还有一些小市,零星经营粮食。全市所有粮食市场的粮食成交均为自由贸易。粮价均以四面钟市场粮价为准。北京解放初期大部分私营粮商,尚能按照人民政府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积极经营,少数因不了解党的政策,持观望态度,也有一些不法粮商从事投机倒把活动。
为了加强粮食市的管理,保护正当经营,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平抑粮价,保证供应,占领批零阵地,市工商局于1949年10月1日在四面钟市场成立了”北京市粮食交易所”。这个交易所,不论私营或国营,凡属于粮食行业或以粮食为原料的有关行业工商户均可入场交易。”北京市粮食交易所”成立以后,制定了市场管理制度,规定一切粮食批发交易必须通过交易所成交,禁止场外交易,禁止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哄抬价格。每日市价由交易所管理人员、国营粮食公司人员和有关私营代表,根据产、运销成本、利润情况,共同议定,国营粮食公司在交易所挂牌售粮,允许私营与国营牌价有一定差额,但必须明码标价。市工商局制发了臂章入场证件,以颜色为标准区分买方和卖方,买方在所不准卖粮,卖方在所不准买粮。以粮食为原料的加工行业,只准买业务所需要的原料,还设立了市场成交员,代写成交单。
1950年1月2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布告同时颁布了《北京市粮食交易所交易管理规则》。《规则》共15条。基本内容是:(一)”凡经营粮食贩卖业、及以粮食为原料从事加工制造业领有本市商业局(或前工商局)、工业局营业证之公私厂商、店、栈、行等均得向交易所申请经常入所交易”。(二)规定了入所交易的条件。(三)规定了”经交易所许可交易者,即由该所发给入所证”,并规定了”不得转借和转让。”(四)规定了”入所证分经常与临时两种”并规定了期限。(五)”交易时,应按其营业性质,进行买卖,运销业只准卖成品,但确为物资交流者,经商业局核准,得变通之。”(六)”入所交易者,得直接买卖,或委托交易所业务员介绍买卖,其价格由买卖双方公开自由议定,不加限制,但于交易成立时须报告业务员,填写成交表两份,由买卖双方业务员共同盖章,一份由交易所存查,一份交买方收执。”(七)”交易成立后卖方应将货样交存交易所及买方各一份,买方应持凭成交表,当日交款取货,取货后成交表由卖方证明付清字样仍交买方存查,如取货时发现货物质量不符或发生其他纠纷,不能自行解决时,由交易所负责调解,但不负赔偿损失之责任。”(八)”入所交易者不得有买空卖空,期货辗转,投机取巧,造谣哄价及欺诈蒙混等非法行为,并应保持所内公共秩序。”(九)”交易所对入所交易者之有关账据,有随时派员检查询问之权。”(十)”违反本规则各项规定者,得由交易所予以暂停或取消入所交易资格之处分,其情节重大者送主管机关处理。”
市粮食部门根据《北京市粮食交易所交易管理规则》及有关规定,在经营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区别购粮对象,把定货单改为购货手册,以防投机套购;遇到物价波动时,市场开始交易即宣布提高押金后当日不交购粮款,就没收押金;遇粮价不合理上涨时,在办理定货时,先接大户押金,记号,不点款,提高效率,定货单开出后,立即落价。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彻底废除了袖内掐手讲价办法,真正实行了明码标价。从而大大加强了国营粮食部门的经济实力,掌握市场的主动权,使四面钟市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通过《北京市粮食交易所交易管理规则》的实施,加强了对粮食市场的管理。1950年第一季度查获场外批发交易粮食案件39起,全年查获非法经营粮食达154起,经有关部门区别情况作了处理,严厉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使国营粮食部门逐步控制了北京市的粮食批发阵地。到1952年,北京市粮食公司的粮食批发量,占整个北京粮食市场批发交易量的90%以上。

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
《说说唱唱》由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是一个以普及为指导思想的通俗文艺月刊。
刊物的编委会由王亚平、王春、田间、老舍、李伯钊、辛大明、苗培时、马烽、章容、康濯、凤子、赵树理12人组成,李伯钊、赵树理为主编,编委会下设编辑部。该刊于1950年1月20日出版创刊号,到1955年3月共出版63期。
《说说唱唱》以面向工农兵,直接为广大群众服务为编辑方针。它要求来稿”用人民大众的眼光来写各种人的生活和新的变化”,并”力求能说能唱,说出去大众听得懂,愿意听”。随着形势的发展,1953年以后,稿件内容要求”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写新社会、新人物、新生活”,并且增加了整理、介绍民间遗产和指导通俗文艺创作的任务。在5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组织发表了不少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并广为流传的好作品,如赵树理根据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编的鼓词《石不烂赶车》和通俗小说《登记》,老舍的剧本《柳树井》,陈登科的小说《活人塘》等。在发掘、整理民间遗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山东快书《武松传》、武安落子《九红出嫁》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还团结培养了一批作家,如全国知名的作家陈登科等,就是通过在《说说唱唱》上发表作品才为人所知的。
1950年5月,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文联)正式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工作逐步移交到市文联。1951年底,刊物改由北京市文联编辑,主编为老舍,副主编为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该刊的通俗特色受到全国文联的重视和全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1951年11月,全国文联常委会在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中,提出要”加强《说说唱唱》,使之成为发表优秀通俗文学作品和指导全国通俗文艺工作的刊?quot;。数年来,该刊一直力求贯彻这一决定的精神。但是,《说说唱唱》是隶属于北京市文联的刊物,要指导全国通俗文艺工作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事实上是有很大困难的。为此,195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并经上级批准,决定把《说说唱唱》改名《北京文艺》,另行编辑出版。《说说唱唱》于1955年3月终刊。

加强税收征管修订税收政策
1月30日,政务院公布《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同时通知《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正式施行。北京市税务局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政务院通知,先后制订《处理案件暂行办法》、《奖励检举逃税暂行办法》、《交易税稽征要点》等一系列业务文件,组织全市税务干部认真学习,并积极向全市广大工商业户进行宣传教育,有力地推动了建国后税收工作的顺利开展。
1951年1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北京市人民政府管理摊贩暂行办法》,明确摊贩的开、歇、停业的手续,活动范围以及管理办法,废止原《管理摊贩暂行办法》。
1951年3月17日,市税务局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工商业户自4月1日起全面使用统一发货票。
1951年4月10日,北京市税务局和北京市工商局共同组织了全市摊贩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大会,会上奖励了积极工作者和纳税模范,提出了?quot;不偷税、不漏税、不拖欠”的口号。
为了加强对全市纳税户的管理,掌握税源,防止偷税、漏税,自1951年5月1日起,对应纳货物税的厂商有计划地推行建立厂商纳税登记簿,共登记注册1772户,较好地掌握了税源,促进了税收征管工作。同时,针对建国初期税收体制不够健全,征管制度不够完善,偷、漏税现象严重的实际情况,市税务局从一建立起,就注意抓好对纳税情况的检查稽查工作,每年市局统一计划、统一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一至两次税收大检查,到1956年底,共组织全市范围的税收大检查10次,共查出漏税工商业户44000余户,偷漏税款约800余亿元(旧币,下同),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工商业户的偷漏税行为,积累了检查偷税漏税的经验。
随着北京市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税务机构、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税收收入逐年上升,从1949年的1389亿元猛增至1956年的43614亿元,增长了31倍多。经过全市税务人员的共同努力,八年来共组织税收收入171017亿元,为北京市的恢复经济,加快建设积累了资金。

大规模整治市区河湖
北京人工的与天然的湖泊,本来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从玉泉山水源开始,最后流入北运河,全长200多公里,湖泊面积370多公顷,为解决城市用水,美化环境,调节气候起了一定作用。
但在解放前,这一河湖水系完全处于无人过问的弃置状态。据解放初估算淤泥总体积已占河湖总容量的49.8%。许多湖泊芦苇丛生,水质变臭,蚊蝇滋生,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源。
解放后,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改善城市环境卫生,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对市区河湖进行了大规模整治与建设。
1950年1月成立北京市卫生工程局,专门主管城区河湖工作。并立即着手勘测金河、长河、护城河,制定北海、中海和南海的改造方案。3月27日经政务院批准,成立了以杨尚昆为首的疏?quot;三海”工程指挥委员会。于1950年4月6日开工,当年11月26日完工。共挖淤泥84万立方米。新建了护岸8.9公里,蓄水能力达到1023万立方米。还修建了31个码头,8座水闸。
随后疏浚了”四海”(西海、后海、前海、小海)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的疏浚工程。1950年7月开工,年末竣工,共整修条石岸111米,新筑护岸6.3公里,建露天游泳池1座(可容纳4000余人)。修建桥闸和码头9处。水面扩大到34万立方米。与此同时,1950年3月至6月对金河、长河、各护城河和筒子河也进行整修。共挖河泥50万立方米。前三门护城河还修了新护岸。
三年中共疏浚河道195公里,挖除淤泥254万立方米。同时,对玉泉山泉池及周围进行了疏浚,使泉水直入河道,河道通畅,初步恢复和焕发了北京河湖水系的青春。

北京市总工会的筹备与成立
1948年冬,中共北平市委责成市委委员、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书记萧明在良乡开办职工干部训练班,负责筹建北平的工会组织。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市工委派出39个工作小组分赴各重点厂矿,在发动工人群众保护工厂、协助接管、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基层工会筹委会。
1949年2月7日,在市委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北平全市工人纪念”二七”罢工26周年大会在东单广场举行,会上由长辛店铁路职工筹委会等30个职工团体联合发起,成立了北平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后改为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萧明等21人当选为筹委会委员。经过一年的努力,北京工人阶级基本组织起来,建立了85个产业、行业的正式工会21个筹备会,选拔培养工会小组长以上的干部1.75万余名,入会会员达18.6万余人,占全市职工总数(机关工作人员除外)的59.9%。
1950年2月2日,北京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470名,由彭真、萧明、刘莱夫等29人组成主席团。大会的主题是总结一年的工作,通过市总工会章程,产生市总工会,决定今后的任务。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萧明在会上分别作了题为《一年来工会工作总结》和《今年工会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一年来,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北京的工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当前北京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恢复与发展生产,巩固与扩大工会组织,加强工人群众的阶级教育与技术教育。报告还对为了完成中心任务而应该进行的经常性的各项具体工会工作作了说明。会议期间,朱德、李立三、张友渔、许立群、李伯钊等领导人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人民印刷厂等6个单位介绍了各自的工会工作经验。大会通过了《北京市总工会会章》和《北京市关于公营工厂签订集体合同》等22件提案,还通过了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大会选举出彭真等63人为北京市总工会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选出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11名。在市总工会一届一次执委会上,经过委员们推选,彭真任市总工会主席,刘仁、萧明、刘莱夫、张鸿舜为副主席。至此北京市总工会正式成立。2月6日,彭真代表当选的全体委员在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彭真在讲话中,着重阐明了这次大会的精神,指出:工会当前的中心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生产,使北京市向着生产城市的目标,大大前进一步。他说,革命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才能使中国工业化,中国经济繁荣,工人生活才能获得改善,失业问题才能解决,文化事业才能发展,市政建设才有基础。发展生产,是我们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关于公营工厂中的工作,彭真指出:在公营工厂中必须切实实行民主管理;还必须定好生产计划,按计划生产;工人应选派代表积极参加工厂管理和制定生产计划;必须订立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工人与工厂行政订立合同;按照生产计划的合同开展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低成本的生产竞赛,把生产搞好,争取生产长一寸、长两寸,长得越多越好。
对于私营工厂中的工作,彭真指出:在制造生产资料的日用必需品的私营工厂中,应该有条件的展开生产竞赛运动,凡是开展生产竞赛的私营工厂,工人应选派代表参加工厂管理。经营的好坏,营业的赔赚,用人是否恰当,工人应该有权过问。工资应该是按劳取酬,并根据劳资两利的原则,实行适当的超额累进制。
彭真强调指出:无论在公营工厂或私营工厂中,生产竞赛的内容,都应该注意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和减低成本三个方面。为了保障生产的顺利恢复与发展,必须防止特务的破坏,要保护工厂的安全。
北京市总工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京工人阶级长期英勇奋斗的结果,是1920年北京党组织成立以来北京工人阶级为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而流血牺牲所赢得的胜利果实。作为北京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北京市总工会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团结、组织、教育全市广大职工发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为建设新中国,建设人民的首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首都城市建设的”三为”方针
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消费城市。虽是世界闻名古城,但是由于经历清末的腐败,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致到解放前夕,北平已被糟蹋得破烂不堪,加上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劳动人民多而且穷,生活条件极差。建国之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又是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根据这些特点,北京市委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对市政建设应当怎么搞?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方针?进行了反复研究。市委提出为生产服务(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为劳动人民服务(首先解决劳动人民聚集地区的问题),为中央机关服务(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提供方便的工作、生活条件)?quot;三为”方针。

搬运工人的”反把”斗争
1950年上半年,北京搬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quot;反把”斗争。这是解放后最早的一次工人群众反对封建把持势力的运动。
当时的搬运行业,主要运输工具是马车和排子车。全市搬运工人共有21263人。他们完成全市的货运量的80%,在货物运输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京解放后,党和政府把搬运工人从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但在搬运行业中的封建把持势力还很严重,仍在压榨、剥削广大搬运工人。
北京解放前,搬运行业中的封建把持势力有3种。一是”搂包”,由于国民党当局在各火车站设卡收税,旅客的行李、货物都要几经检查,为了避免麻烦,旅客往往托人力夫代为搬运,办理检查手续,后来就称这些人力夫?quot;搂包”。时间一久,车站的搬运业务逐渐由”搂包”头子所控制,搬运工人被”搂包”支配。这种封建”把头”与关卡人员、警察相互勾结,货物行李可以不经车站检查。二是”锣车”,是敲榨、拐骗旅客的又一种恶势力。三是”猴车”,是专门敲诈嫖客妓女的流氓,专为帝国主义分子凌辱中国妇女搭桥引路。
解放以后,一些罪大恶极的”搂包”头子跑了,有的假装进步钻入工会,继续控制工人,有的公开把持一方,挑动工人互斗,造谣中伤,辱骂共产党,无恶不作。”锣车”在解放后仍继续作恶,盘踞在车站出口、中航公司门口及旅馆门外,?quot;搂包”勾结,欺骗旅客。而”猴车”仍集中在东单、王府井、米市大街一带,成群结伙,霸占地段,为暗娼嫖客搭桥引线。据调查,当时全市共有”搂包”、”锣车”、”猴车”三四百人,他们压迫剥削搬运工人,坑害顾客,败坏社会风尚,不废除这种封建把持势力,搬运工人就说不上真正翻身。
1950年2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搬运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参加此次会议的北京代表回来传达大会精神后,广大搬运工人纷纷要求对北京搬运事业中的封建把持势力开展斗争。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成立了搬运工?quot;反把”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市委秘书长顾大川、市总工会搬运工作委员会主任彭思明和市公安局领导同志组成。在各区政府的协同和支持下,领导搬运工人的”反把”斗争。
从2月份开始,”反把”领导小组分期分批举办工人训练班。前门东、西车站共有排子车工人450人,大车工人96人,车站装卸工人50人。该车站地处闹市区,工人集中,又是封建把持势力的大本营。北京搬运工人的”反把”斗争,首先是从这里开始的。通过举办工会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召开控诉会,不到10天,仅前门西车站就揭发出27名”搂包”,其中罪恶重、民愤大的有7名。”反把”领导小组于3月10日拟订《为控诉大车、排子车、装卸工人中的封建搂包的请示》上报市委。3月17日由市公安局主持,在前门西车站(前门箭楼西侧正阳门市场)召开控诉”搂包”头子李明、金广泉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前门车站排子车、大车和装卸工人445人,各区、各门头、车口的装卸、大车、排子车工人代表399人,各区干事19人,其他群众近1000人,连同围观群众达3000人。这次大会,在工人中影响很大。从3月下旬开始,”反把”领导小组举办了包括搬运工会34个分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全市性的工会干部训练班,参加人员达170多人。同时抽调29名干部,组成4个工作组,分别帮助4个区开展”反把”斗争。在各区委直接领导和市”反把”工作组的帮助下,广大搬运工人在很短时间内就揭发出”搂包”137人。经市委领导彭真、刘仁批准于4月5日在前门西车站召开了全市搬运工人公审”搂包”头子李明大会。对李明这个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搂包”头子,市公安局接受工人的强烈要求,依法判处死刑,当天执行。广大搬运工人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从此”反把”斗争推向高潮,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就摧垮了搬运行业中的封建把持制度,共逮捕了罪大恶极的”搂包”头子43人。在”反把”斗争中,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罪恶轻重和悔改自新程度,?quot;搂包”分子进行了分别处理。对罪大恶极的由公安部门逮捕,法院宣判处刑。对一般把头只要低头认罪,经工人认可,允许他们参加劳动,进行改造。
北京搬运行业在取得”反把”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由下而上逐级建立三轮车工会、排子车工会、装卸工会。1950年4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废除搬运行业中的封建把持制度,建立搬运公司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搬运公司筹备处。5月4日筹备处组成,1950年8月正式成立了北京市搬运公司。从此北京搬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在搬运公司的具体组织下,成为首都建设大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成立交易所取缔房纤手
房纤手是房屋买卖、租赁的中间说合人,也是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业活动。有的以此为职业,依靠索取”成三破二”的中资为主(中资为房价的5%,买方付三成,卖方付二成)。
解放初期,北京市专业和兼业的房纤手约5000人(专业的1000余人)。他们成份复杂,良莠不齐,敌伪官吏、逃亡地主、汉奸特务、地痞流氓混杂其间。少数大房纤手下控制着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小房纤手,敲诈欺骗,威胁勒索群众。如所谓西霸天铁嘴钢牙胡美林、北霸天坐地分赃习少明、南霸天铁头刘四、东霸天小诸葛白奎珍等,便是这一类大房纤手的代表人物。
1950年,在首都人口增加,新成立机关迫切需房的情况下,有些房主觉得奇货可居,非高价不售。房纤手也乘机大肆活动,他们哄抬房价、投机倒把、勾引干部、操纵房屋的买卖和租赁,严重影响党和政府房屋政策的实行,威胁着广大市民生活的稳定,群众十分不满。如石油公司买房,房纤手王俊朴乘机鼓动房东说:”你们不要急,石油公司非买不可”。本来1500匹布即可买下,非要3000多匹不可,结果以3050匹成交,他从中捞了一大笔。
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市民住房问题,在严格控制机关购租民房的同时,决定取缔房纤手,以消除投机倒把,稳定房价,保障市民住房的稳定。地政局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具体执行取缔房纤手的工作,采取了如下步骤和措施:
(一)成立房地产交易所,为取缔房纤手作准备。1950年2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个房地产交易所宣布成立,负责办理市民房地产买卖的介绍,到年底发展为一个总所和四个分所,并增加了租赁业务。在机构上、人力上已有了初步基础,并取得了经验,为取缔房纤手作了准备。
(二)政府发布告,依法取缔房纤手的活动。1951年4月13日,市政府执行市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提案和决议,发布了(府交字第一号)关于取缔房纤手的布告。规定”从布告之日起,不论广告社、服务社、店铺或个人,均不得再有借说合房屋为名索取纤费或其他任何费用,违者定予严?quot;。此后,绝大多数旧房纤手停止活动,逐渐转业。对极个别少数用隐蔽方式继续活动的,经查证属实后,由法院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在取缔期间,依法传讯和逮捕的有50余人,其中有29人被判了徒刑,其余情节较轻,经训诫后予以释放,至此,本市房纤手活动基本被肃清。
(三)扩充交易所,积极开展房地产介绍业务。
地政局在取缔房纤手的同时,扩充了交易所,先在城内九个区每区设立一个所。在过去的房纤手中,挑选行为比较端正,无重大政治问题,有介绍房屋成交经验的人员中审查录用了150名作为交易员。为了便利郊区市民、企事业机关团体进行房地产交易,4月26日,又成立了郊区房地产交易所,并在7个郊区政府所在地设交易组,逐步掌握起郊区房地产交易业务。交易所承担了全市房屋买卖和大部租赁介绍业务,为贯彻执行党的房屋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取缔了房纤手,消除了哄抬房价、投机倒把的行为,刹住了房价节节上涨的势头,使房价稳步下落。交易所成交收取1%的手续费,仅为纤手正常索取佣金的1/5,大大减轻了成交双方中资的负担。
由于取缔了房纤手,房产交易纠纷也逐渐减少。根据市法院统计,1951年3月(取缔房纤手前一个月),纠纷案件834起,同年12月减为403起,减少了51.6%。
取缔房纤手替人民办了一个好事,稳定了房屋市场,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

北京第一次大规模生产竞赛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2月召开的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要求北京市总工会努力领导全体工人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生产竞赛;而生产竞赛要以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低成本为主要内容。根据彭真的指示,市首届工代会通过的决议中,把开展具有上述3方面内容的劳动竞赛做为工会的中心任务之一,从而拉开了建国后北京第一次大规模生产竞赛的序幕。
为使生产竞赛活动深入广泛地开展,市总工会先后有计划地抽调35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到重点厂矿,协助基层工会组织进行工作。驻会的大部分负责同志也下厂予以具体指导。由于各厂矿工会组织和行政方面密切配合,在加强工厂管理民主化的基础上,大力进行形式多样、简明生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班组的生产经验,并认真实行奖励制度,因而有效地调动起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在迎接”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等纪念日口号的鼓舞下,劳动竞赛在全市成为普遍性的群众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提高质量方面,突出事例有:石景山钢铁厂生铁废品率5月份为19.13%,7月份下降到2%;石景山发电厂创造了持续69天安全发电的新纪录;电信局报务差错率7月份比3月份降低了46.1%。
在增加产量方面,突出事例有:电车公司修造厂于8月底就完成了全年42辆车的修理任务;琉璃河水泥厂在第一季度未完成生产计划的情况下,从4月开始,月月超产,到10月25日,圆满完成全年86848吨水泥的生产任务;石景山发电厂由于改进了生产技术,发电量从过去的37000千瓦,提高到47000千瓦。
在降低成本方面,突出事例有:华北农机总厂4月份每部水车的成本是998.1斤小米,5月份降低到901.38斤小米;燕京造纸厂5月份的生产成本比4月份降低16.6%,产品销售增加了58.5%。
在生产竞赛中,广大职工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各种发明创造不断涌现,合理化建议活动广泛开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有,市公共汽车公司汽车修理厂副厂长朱临研制成功”五一式”煤气车,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木炭和木柴,燃料费降低了32.5%一64.5%;石景山发电厂在厂长刘英源的带领下,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跑煤粉”问题,一年就可以为国家节约小米约142万斤,相当于全厂职工3个月的工资总额,并减轻了环境污染;电信局工程师侯德原发明”八八?quot;、”T式”线路交叉法,不但提高了通话质量,而且每年可节省人力物力折小米38万余斤;电车公司工人卢运泰等研制出电车挡水设备,解决了过去20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雨季坏车问题,保证了客运任务的完成并每年为国家节约40万斤小米。据统计,1950年一年中,全市职工共提出合理化建议2362条,其中被采纳1654条,一年创造价值可计算的为232529万元(旧币)。
生产竞赛的开展促进了职工群众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层出不穷。9月间,在迎接国庆的竞赛中,全市工人选出刘德珍、侯德原、李金泉、李书和4位劳模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他们是北京工业战线上第一批被命名的全国劳动模范。
这次以”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低成本”为主要内容的生产竞赛,保证了北京市1950年生产建设任务的完成,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基本好转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此后工矿企业中的生产竞赛提供了最初的宝贵借鉴。

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从1950年10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到1951年9月,北京各级工会发动、组织国营企业职工群众在”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的口号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生产竞赛的开展,促进了生产的提高,北京1951年的全年生产总值比1950年增加169%,从而加强了抗美援朝的物质力量。
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各级工会普遍重视厂矿中的班组工作,引导职工把抗美援朝的政治热情与生产任务结合起来,在班组中订立爱国公约与个人增产节约计划,把爱国公约作为组织劳动竞赛的基本形式。据20个较大的工矿企业的统计,订立爱国公约的班组达4039个,占班组总数的95%;参加的职工共53169人,占职工总数的98%以上。其中一些先进班组,如石景山发电厂的刘德珍小组、京西煤矿的李书和小组、石景山钢铁厂的侯德成小组等成为生产竞赛活动中的骨干与核心。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各级工会大力推广先进工作法,克服单纯增加劳动强度的倾向,使劳动与技术进一步结合。北京机器厂等试行高速切削法的单位,车床效率一般提高了八九倍,有的达13倍;清河制呢厂学习了郝建秀工作法后,倒筒机每天回丝由6两多减到2钱,合股机每天落纱由15次增加到18次;面粉行业30个工厂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改进了机器粉路与磨滚平筛等,产量一般提高了30%。在竞赛中合理化建议活动也有了较大开展,据统计,1951年北京职工群众共提出合理化建议4213件,被行政采纳执行的达2747件,创造价值257444万元(旧币,下同)。其中石景山发电厂6一9月份的合理化建议即达253件,被采纳106件,仅就能计算全年价值的建议即可增产节约964.9万元。
先进工作法的推广和合理化建议活动的普及,推动了生产的迅速发展。截止到1951年9月,据20个较大工矿企业的统计,增产节约总值达21957100万元,北京铁路分局、北京邮政局、燕京造纸厂、琉璃河水泥厂、石景山钢铁厂铸造部、电车公司修造厂等单位提前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1951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全国委员会议上,向全国人民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后,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进一步发展为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
筹集粮食迎接解放
1948年东北解放后,当人民解放军向平、津进军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着手筹集粮食。

1948年下半年在冀中西北部的定兴、安国、新乐、无极、清苑、安新和容城等地存粮2000余万斤。1948年12月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安排进城接管事宜时,针对北平被围已久、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况,决定要调够全市200万人一个月生活所需的粮食。同月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接管处的领导下,在涿县成立了调拨粮食指挥部,石九言、段廷美任正副主任。其任务:一是负责接收从解放区运来的粮食;二是准备北平解放后向城内调运粮食。当时铁路和公路均遭破坏,为了及时地把大批粮食集运到涿县和铁路沿线车站,组织了庞大的运输服务队,使用牛车、骡车、毛驴车、手推车甚至人挑肩扛等各种运输方式,路程远者达400多华里。沿途大小河沟,均经战地动员,架桥铺路,各个乡村由民兵分段设岗巡逻保护。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长途跋涉,战胜重重困难,到北平解放前,辗转集运到北平附近地区的粮食达三四千万斤。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后,随着铁路交通的恢复,各地来粮日增。据统计,由1949年2月一12月华北粮食公司北平分公司进粮5.0335亿斤,销粮2.9864亿斤,从而稳定了市场,安定了民心。

消灭社会混乱现象建立革命秩序
解放初期,北平的治安秩序非常混乱。突出的问题是”五多”,即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多。
市公安局根据中共北平市委提出的”安定社会秩序,消灭混乱现象”的指示,结合入城后复杂的社会情况和严重的混乱现象,确定了治安工作的方针是:”有计划地集中力量,消灭混乱现象,建立革命秩序”。总的作法是,肃特与治安工作密切结合,同步进行。市公安局以抓肃特为主,但不放松治安管理工作;各公安分局以治安工作为主,但又配合进行肃特工作。市公安局统一领导部署全市的肃特和治安工作。
根据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指示,在市军管会领导下,由平津前线卫戍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市公安局组成了”北平市治安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副主任:徐冰;委员:谭政文、张廷桢、李青川、张迺青、张明河、赵苍璧、武创辰等。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关于治安运动的指示》,重点是集中力量肃清流散官兵(包括武装特务)和收缴散存的武器弹药,开展以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枝武器为中心的治安运动。同时,各区也都成立了由警备部队、纠察队、区公安分局局长、区委书记等参加的区治安委员会,加强对治安工作的领导。
1949年2月5日,北平市军管会颁布了《关于收缴非法武器的布告》。2月12日,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发布了《关于责令国民党宪兵十九团官兵限期报到、登记,交出武器、证件的布告》。2月16日,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卫戍部队、市公安局组成了”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发布了《通告》及《北平市流散国民党官兵登记收容办法》的布告。”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下设3个分会,各区均设有收容所。
经过收容、抓捕、打击几个步骤,散兵游勇被清除了。市公安局直接清查、收容流散军人10789名,收缴长短枪4799支、各种子弹425042发、手榴弹9578枚、地雷140余箱、炸药91箱及其它军用物资。
市公安局根据北平市军管会关于《严禁银元在市面流通买卖》的布告和市委关于”必须严厉打击银元犯”的指示,制订了《处理银元问题的方案》,3月3日至10日,全市集中力量开展了打击”金鬼子”,取缔银元黑市的工作。市公安局采取一面秘密侦查,一面发动群众检举的方法,对首要分子侦捕法办,对一般的群众进行教育。全市共查获倒卖金银案1522起,抓获人犯2640人,缴获黄金81662克、白银2683两、银元48928元。
5月23日,市政府召集各区摊贩代表座谈会,彭真、叶剑英亲自到会并讲话。次日,市政府公布了《北平市人民政府管理摊贩办法》、《北平市人民政府处理棚户办法》,组成了由刘仁领导的整理摊贩指挥部,开展全市整理摊贩工作。各区也相继成立了整顿摊贩委员会。至6月13日,全市共登记摊贩50029户。根据”择地迁移”和”就地整顿”的原则,将46229户摊贩分别集中到13个新市场和不妨碍交通的街道上营业。从而,使混乱的交通秩序也得到整顿。
5月27日,市政府又颁布了《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并组成了由市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人民法院、纠察总队和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等单位参加的”收容处理游民乞丐委员会”,收容乞丐、小偷,对其实行强制劳动,使其走上正路。在此期间,公安局共抓捕小偷2102人,收容乞丐248人。其中,年轻力壮者260人被送劳动大队,参加修治黄河或送至察哈尔开荒种地;老弱者516人被送安老院从事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176人被送往习艺所加以教育、改造、学习生产技能;93名妇女被送去学习缝纫技术;69名幼童送至育幼所学习。通过以上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小偷、乞丐的生活出路问题,社会盗窃现象明显减少,治安秩序趋于好转。
叶剑英在财经接管工作开始阶段的一次讲话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按照统一部署和分工,财经接管部贸易接管处立即调查接管敌伪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虽然是和平接管,但毕竟是从过去的敌人手中接管权力和财产,是革命的变化,交接双方之间不免存在隔阂和冲突。为此,1949年2月初,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召集双方人员作了一次讲话。
叶剑英说:我们中国人民灾难深重。日本侵略,八年抗战,受苦受难;抗日胜利后又打了三年解放战争,人力、物力、财力受到很大损失,这种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急待我们去医治,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这是傅作义将军一个很大的功绩,古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大家应当珍惜,把一草一木交接好,然后共同努力来医治战争创伤,把国家治理好。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是一致的。诸位都是爱国的,也都是同意的,当然,不可否认,我们打了三年仗,较量了三年,斗争十分尖锐,面对面的交锋,你死我活,有了仇恨,是事实。现在虽然诸位起义了,但消除隔阂需要时间,一时半刻不行。我们的干部多数是农民出身,文化不高,打仗行,但对许多事不大懂,在接管中难免有冒犯诸位的地方,请大家原谅。有不对的事,我向诸位道歉。我是军管会主任嘛!诸位起义了,是立场的改变,站到人民这一边来了,我们成了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要客气,有对不起的地方,请批评,也请原谅。目前我们的任务是把北平接管好,交的要交好,接的要接好。为了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和受苦受难的人民,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一个新中国,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之间一定要消除隔阂,共同努力,做好这项接管事业。
这番话入情入理,消除了双方人员的隔阂,为搞好财经接管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统一货币制度抑制通货膨胀
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并决定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发行的金元券,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而不断贬值。市场上以银元计价、流通或以面粉、大米等实物计价,已成为普遍现象。银元黑市十分猖獗,带动物价不断上涨。为保障人民利益,安定金融,稳定物价,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49年2月2日至3月9日连续发出3个布告。
2月2日发出的金字第一号布告规定:(一)自布告之日起,金元券暂准继续流通20天;(二)工人学生、独立劳动者、工厂职员、学校教职员、城市贫民,可按规定之办法与优待比价,每人各兑换金元券500元(优待比价1∶3,一般兑换比价1∶10)(三)确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钞票(简称人民币)为本市本位币,一切公私会计与交易,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并确定暂以冀南银行发行之钞票(简称冀钞)及东北银行发行之流通券(简称东北券)为辅币,其他各解放区所发行之各种地方币,均不得在本市流通。(同年4月30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告停止冀钞、东北券在平津地区流通)此后针对仍有不法之徒,从事银元投机买卖扰乱市场,市军管会于1949年2月28日和3月9日发出金字第二号、第三号布告规定,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买卖。
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为了尽快完成收兑金元券工作,全市共设立了13个分库、237处兑换所,发动了5000人参加收兑工作,从发布金字第一号布告以后18天内,便顺利完成了收兑工作,共兑进金元券83174万元,投放人民币19841万元(旧币),其中受到优待兑换的有99万余人,兑换金元券49388万元,占兑进总数的59.4%。在集中力量收兑金元券、统一货币的同时,开展了打击和取缔金银黑市活动的工作。根据市委的统一安排,各有关部门紧密配合,银行负责调查黑市活动,了解黑市据点,会同公安、纠察等部门取缔金银黑市;铁路公安部门查缉金银走私外流。自同年3月5日至4月30日共查获银元案2112起,没收银元34847枚。8月,开展了”打点挖根”工作,先后查获全市有名的金银倒卖违法户66家。1949年全年共计查获金银违法案件5524起,没收黄金889.42两(每两合31.25克),没收白银6666.63两。到1950年初,公开的银元市场基本被摧毁。全市私营金店132家,银楼146家,先后转业或停业,至1951年9月,公开经营金银首饰的私营金店银楼即告绝迹。
由于北平解放前,在城外解放区准备好了大批人民生活必需品,解放后立即源源不断运进市内,广大群众可以用人民币按国家牌价买到急需的东西,树立了人民币的威信;同时又统一了货币制度,抑制了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群众生活得以安定,这样就为顺利推行党的各项城市政策,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市合作社供销总社成立
2月7日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委派王纯接管国民党”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北平办事处”,并筹建北平市合作社。22日北平市合作社供销总社(简称”市供销总社”)宣告成立,并正式对外营业。王纯任主任。《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消息。
市供销总社根据华北合作委员会《关于供销合作社的工作方针问题》中提出的减除中间剥削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两个任务,首先在公营和私营企业中建立与发展职工的消费合作社,适当的保证职工生活,提高生产积极性,配合国营经济,稳定物价,有计划的将生活必需品直接分配给群众。同时,围绕着农业生产的需要,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使已经从地主经济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进一步从商业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为了组织生产,逐步消灭小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在国民经济中占着极大比重的落后小生产逐渐从个体走向集体。供销总社还重点试办了城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2月至12月期间,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有:(一)消费合作社209个。其中:公营工厂社56个,私营工厂社14个,机关社53个,学校社33个,市民社53个,共有社员342207人。(二)农村供销社。在郊区建立4个区供销社和4个医药社,发展农村基层供销社74个,共有社员58498人(其中农村社社员55709人,医药社社员2789人)占农业人口的8.76%。(三)城市手工业生产社29个,社员1369人。以组织失业手工业工人为主,其次是家庭副业与独立小生产者。
以上共吸收402074人,占全市人口的19.8%。
建立基层人民政权
北平解放后,军管会根据旧北平原来的行政区划,临时划定全市为32个区。城区,仍沿用旧行政区划为12个区,即第一区至第十二区。郊区,旧有的8个区(即第十三区至第二十区)保留不动,为适应军事管制,新划入北平市军事管制的12个区,顺序排列为第二十一区至第三十二区。1949年2月,本市各区政府相继组成。全市内、外城20个区政府开始办公,各区长到职视事。第一区到第二十区的区长分别为周仁、郭伟、马光斗、李霄路、樊志刚、翟林栋、沈渤、高云超、李锐、韩林光、冯新、吴思行、侯树藩、马海水、李月茂、郝维春、李瑜铭、郭有文、刘胜奇、韩芳。
3月,市人民政府在批转市民政局关于废除伪保甲制度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城区的政权设置,要求建立街乡人民政府,街长与乡长由区政府任命。同月,市政府通过了《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废除伪保甲制度建立街乡政府初步草案》。草案中指出,伪保甲制度为敌伪统治压榨广大人民的基层组织,因此,伪保甲制度必须彻底废除。由于工作刚刚开始,经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方式建立街乡政权的条件尚未成熟,故而委派干部担任街镇长。在建立街乡政权时,必须发动教育群众来进行,街(乡镇)政府设正副街长各一人。4月7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布废除伪保甲制度,建立街乡人民政府。

《关于生产与工会工作的初步计划》
4月16日,中共北平市委作出《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后,为了使干部和党员能更好地掌握《决定》的精神及具体执行的步骤与方法,4月17日又制定出《关于生产与工会工作的初步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以加强对于生产和工会工作的领导。
《计划》共分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计划》要求公营企业必须迅速订出一年的生产计划,以便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必须调整机构、人事与职薪,清除工厂中束缚工人生产积极性的一些障碍;吸收进步的工人与技术专家充实工厂的领导,建立或健全工厂管理委员会,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集中的管理制度和良好的劳动纪律;对于工人生活与福利事业应作必要的保障和可能之改良;加强工厂的保卫工作。对于私营企业,要求应使工人与资本家真正了解党?quot;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并在劳资两利的基础上尽可能以行业为单位统一调整劳资关系,一切劳资关系的解决应经过市总工会并报劳动局批准;同时应切实调查私营工厂、作坊的原料与成本的供销及经营状况,拟定对他们的生产指导计划。此外,还对手工业生产、机关生产、市场管理、银行工作、税收工作以及郊区农业生产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第二部分中,《计划》要求:为了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及进行城市各项建设工作,必须有步骤地在一二年内建立各产业工会、行业工会、店员工会和苦力工会;应立即加紧训练工会干部和决心做工会工作的学生知识分子干部,以充实工会的干部,并继续开办和扩大工人训练班,开办职工学校;对于工人改善生活的各项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原则上应予以适当的解决,私营工商业中的劳资争议,目前必须迅速地由总工会和劳动局一行业一行业地予以统一的解决;失业工人问题只能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逐渐解决;党与政府及公营企业行政必须紧密地依靠工会,党必须调派最好的干部做生产和工会工作;在一切公营的工厂中,均应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有步骤地在集中指导下实行工厂管理的民主化,以改革工厂的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市分行正式成立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下设金融处,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在北平市的金融机构,接管了原国民党中央、中国、农民、交通四行分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及河北、绥远两省银行等单位。1949年3月15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市分行。
组织劳动生产大队,改造城市无业游民
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市无业人口有40至50万。这部分人成份复杂,既有乞丐、小偷,也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劳动就业问题成为十分棘手的事情。北平市人民政府根据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1949年4月16日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扩大会议上的提议和市委书记彭真针对无业人员提出?quot;需要疏散就业,能劳动的动员下乡生产”的方针,逐步将这些人收容起来,通过劳动,启发他们的觉悟,使其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5月25日,北平市首批由这部分人组成的劳动生产大队离平南下到冀鲁豫河西县黄河管理委员会第四修防处报到,全队共450余人,其中有乞丐、小偷121人,流散军人326人,由130名荣誉军人担任生产大队的各级领导,由民政部荣军管理处副处长刘敬修负责,另有随队医生2名。
在对这些人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劳动、改造、教育、团结”的方针。劳动生产大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大队长到班长都和队员们生活在一起,而不采取监工的态度;劳动生产大队内部发扬民主,允许队员们选举自己的伙伴充任副班长,自己管理自己。劳动生产大队的分配办法,贯彻以工代赈的原则,以挖河时的土方多少计算工资;队员调动工作或因自然条件不允许做工时,仍能得到伙食的供给;对无衣被者,由政府先行贷给,而后从其工资中偿还。这些办法得到被改造者的拥护。
这与国民党时代抓劳力做苦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北平市人民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城市无业游民这一阶层的问题,得到了包括这些无业游民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拥护,同时也为其它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提供了改造城市游民的经验。
接管旧北平工矿企业
2月,北平市工矿企业的接管工作全面展开。接管工作由北平市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下设的企业接管处负责,处长徐驰。
北平市的企业接管实行军代表制,军代表进驻企业,宣布实行接管。对于企业的接管,军管会要求分别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方式: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要严格清查接管,对私人工商业及外国人的财产,要严加保护,使其不受侵犯;对私营企业中有接管股份的,要如实上报军管会,听候处理;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厂长经理逃跑无人管理者,暂行代管。
接管过程中军管会强调,接管与组织恢复生产同步进行,以保持社会稳定。因此,军代表一进厂就宣布:原机构人员不变,所有职工各守岗位,继续生产、继续工作。同时按系统办理移交。并且,立即派出懂技术的接管干部,下车间了解生产设备情况,同职工一起研究解决生产、生活上的难题,如,石景山发电厂1948年12月15日解放,当时解放军正在包围北平城,铁路不通,烟煤运不进厂。军代表就动员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挖掘库底存煤,仅用10多天的时间就恢复了发电送电,并向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北平城送电。门头沟煤矿被接管后,职工吃粮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生产未能很快恢复。军代表经多方努力,借薪借粮,安顿了职工生活,并立即着手恢复生产。仅门头沟矿,到1949年1月中旬日产量即达1000多吨,保证了城内接管期间200万居民的需要。
接收就绪之后,军代表利用已有的群众基础,发动群众选出代表,同接管人员、移交人员共同组成清点小组,清理资产。关于人员的去留处理,总的方针是:除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严重的现行盗窃私匿资财者外,一律去留自由,量才使用,负责到底。
接管工作到1949年5月初告一段落。工业方面被接管的单位主要有:冀北电力公司及其所属石景山发电厂,华北钢铁公司及其所属石景山钢铁厂,门头沟中英、西山、城子三大煤矿,华北水泥公司及其琉璃河水泥厂,七十兵工厂,北平第一机械厂,乎津被服总厂,清河制呢厂,燕京造纸厂,大兴造纸厂,中央印制厂北平厂,中央地质调查所,矿冶研究所,工业实验所等。
市委提出对高等学校的处理方案
从1949年1月份起,北平军管会先后接管了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等高等学校。为了做好对大学的接管和初步的改造工作,中共北平市委于3月9日、10日相继提出”关于私立大学的处理办法”和”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
对私立大学的处理办法主要是:(一)对主要由战犯或反革命首要分子所办的中国大学、华北文法学院和朝阳学院实行接管并没收其财产。对其学生除投考三大学(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华北军政大学)考取者外,其余或依专业并入他校加以提高,或合并为训练班式的政治学院,加以短期培训。(二)对中法大学、铁路专科学校、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等校或者依学校要求加以接管或者维持现状,暂不干涉,但需先行删除课程中的反动内容。
对国立大学的处理方案主要是:(一)对清华、北大、师大、艺专、蒙藏学校(大学部分)、铁道管理学院和国立助产等7校全部接管,对东北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等5校迁回东北办学。(二)取消法律、政治、社会系科内容反动的课程设置;理、工、农、医、铁路等院系课程基本可用,但应对其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思想方法与教学方法加以改造或改良;对课程内容介于上述二者之间者,须批判地分别处理。(三)对理、工、农、医类系科的学生,尽量留下,继续学习;对法律、政治类系科的学生尽量动员参加三大学及南下工作团,其余暂改为短训班式之政治学院;对于文学、经济类系科的学生除动员参加三大学及南下工作团外,应取消其所学课程中直接反共反人民的内容,组织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学校开展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等学术讲演。(四)关于学校领导机构,第一步拟暂时在军管代表外,由教授、讲师、助教和学生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委员会拟在能保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下,吸收三分之一左右有学问有威信的中间分子教授乃至个别落后教授参加,以便团结全体教授,慢慢加以改造。第二步正式委派校长,并在校长领导下,由校长主持改组或保持原来校务委员会。(五)对北平各院校进行初步调整:以北大、华大为基础,合并北平其他各校法律、政治、经济、文学等院系,仍名为北大;以清华为基础,合并各校理、工院系成为专门理工院校;师大合并各校教育系,专门培养师资;华北医大合并北平各医科院校为医大;各农学院合并为统一的农学院;保留铁道管理学院,此后,各大学依此进行了调整。
追驳谣言
北平解放初期,敌情相当严重。敌特分子及反动会道门中的骨干分子,利用人民民主政权刚刚建立,社会上一部分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自1949年初至1952年间城内外不断发现谣言,严重地破坏和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
1950年反动的一贯道总坛造谣:”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蛊惑道徒门:”别参加工作,都起来干,能文用文,能武用武。”
1950年8月,每当夕阳西下,鼓楼顶端就出现大团乌云状的东西,好似冒烟,引来不少围观者。有些迷信的人,以为是大蟒成精,喷气作祟。反动会道门借此造谣说:”鼓楼冒烟,八路军要颠儿?quot;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贯道又有人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国有原子弹,足以对付四、五个苏联。”还说:”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他们阻止道徒参加农会、妇女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等。
对社会上流传的这些谣言,北京市公安保卫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都及时组织力量,逐件进行追驳。对其中制造谣言的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人员,分别给予处理。并及时予以揭露。对诸如鼓楼冒烟的事,公安局组织消防科研人员,乘云梯直接观察,并取样化验,证明不是什么烟,而是一群群蚊虫,每到黄昏飞来集聚,形成烟状。这一情况,在报纸上宣传后,群众也就清楚了。各级党组织还对群众进行了破除迷信,提高敌情观念的宣传教育,一些谣言随着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都不破自灭了。
发放工业贷款恢复和发展国营工业生产
北平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没收的44个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国营企业。为了支持这些企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市人民银行发放了大量贷款。根据1949年底的统计资料,国营工业的贷款余额为76亿元(旧币,下同)。1950年底对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贷款余额达到1105亿元,增长14.5倍。从1953年起,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市人民银行动员一切力量,尽一切可能积聚资金,保证和支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北京新建厂矿的建设和部分工业企业的扩建。1954年开始在石景山钢铁厂、第一机床厂和京西矿物局试行”按物资余额”贷款的办法,即企业根据库存物资超过计划定额的部分申请贷款的新办法。1955年将这个办法推广到19个国营工业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既保证了工业企业生产正常资金的需要,又协助督促企业改善了经营管理,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950年5月15日, 全世界的地震学家都目瞪口呆,所有的地震仪都被强大的地震波激过了最高限度而顿时失灵。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发生在毗邻印度阿萨姆邦的中国西藏墨脱。——关于墨脱这个地方,在清末和民国期间的现代边塞故事里,曾把这里描绘成中国疆域里最闭塞、蛮荒的地方,历朝政府甚至不愿意在那里屯兵,因为那里的兵每逢调防都要嚎啕大哭:天哪,总算出来了!长官,能告诉我林芝(在世人眼里,林芝同样也是一个苦寒蛮荒之地)发生了什么新闻吗?——爆发出移山填江般威力的墨脱大地震虽然并未惊醒一般中国人的睡梦,也未曾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自然史记忆刻下痕迹,但在这辽远边陲的天崩地裂却深深地刻在了自然观察家和历史的占星士的脑海里。墨脱地震的震中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南侧。北纬28.90度,东经95.2度,地震的震级高达里氏8.6级。

当地的居民,地震前就经常听到群山的呼啸声;如惨号,如呜咽,这哭声般的呼啸悲切恐怖。天空没有风,却有狂风呼号的声音,从震前几天到临震,大地不断发出类似枪炮声、爆炸声和打雷声的巨大轰鸣。那又大又怪的声音由远而近,红色火光上下闪跳,火球满天飞舞,火星如信号弹在空中飞驰而逝。在灾变到来的刹那,一切魔幻变的奇观突然停止,沉沉黑夜里,山谷里涌起馨香的春风,风一阵阵扑过高原,黑沉沉弥漫了山谷,铺遮了天空,它急疾迅猛地席卷大地,墨脱顿时变成了飞沙走石的世界。大地剧烈地颤抖:群山疯狂起舞,自然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了。

在峡谷中奔流的雅鲁藏布江,江面立即白浪滔天,无数巨石、崩岩,从几百米的悬崖上砸落江中,流量达每秒6000立方米的大江,倾刻间被截断为4节。

大地震引发了无数处山体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刹那间江河断流,天地失色,墨脱大地面目全非,在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每1平方米的面积就有1.1立方米的物质参予了滑移。有的整座山寨从山顶甩下峡谷,有的村庄从江的北岸抛到南岸,还有的村庄被滑坡体整个推入江中。距离震中最近的格林村,山崩和地陷加上喷沙把所有房屋埋入地下, 全村456人丧生,死亡率达90%以上。这次大地震虽然发生在地广人稀的地区,但中印两国仍有4000余人丧生。这场巨变,是否预示着世界上最根深蒂固的中世纪制度的崩殂?我们不可得知,然而,那一天起,布达拉宫的长号声平添了某种忧郁,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凡改朝换代,都会出现自然史中的非常事件。1950年的那次鲜为人知的特大地震又恰好发生于新纪元肇始的非凡年代,令感觉细腻的人们不得不产生某种联想。

星象异变,大地轰鸣,山河变色,城市崩裂,……这种自然史上的种种非常事件往往伴生着人世间形态的巨大变化。我们宁愿相信这仅是一种巧合。但是,当我们重提47年前的大峡谷之震时,我们还是不由得为某种无形的意志,为某种人间规律的威严而惧悚,而表示出深切的敬重。

这一年夏天,人民解放军骑兵的马蹄声叩破了川康边青翠山谷的宁静。尽管出现了小规模的武装抗拒,然而“金珠玛米”大军的不可阻挡之势,使广袤的雪山藏域为之动容。

藏历10月8日, 求助“神断”,17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亲政典礼,接管了西藏政教大权,达扎结束了执掌近十年的摄政王位。亲政后,达赖当即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吁请我亲政, 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毛泽东不久后回信,对达赖恩勉有加。这是1950年的秋天,时值建国一周年之际。这是继康乾盛世之后,神圣的祖国再次实现中央对西藏前程的有效干预,这是50年代之初的福音。统一的光芒照亮了多灾多难的河山、大湖、草甸、雪顶和森林,沐浴在新时代的曙光里。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1950年实在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年份。
建国一年间,全国已成立了1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和1个中央直属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 ,4个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华东、 中南、西北、西南),28个省人民政府,9个省级行政区人民行政公署(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苏南、苏北、皖南、皖北、旅大),12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的市人民政府,67个省辖的市人民政府,2087个县人民政府。

建国一年间,17个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是: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东德、阿尔巴尼亚、 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度尼西亚。有8个国家已承认了新中国政府,它们是:巴基斯坦、英国、锡兰(斯里兰卡旧称)、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兰、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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