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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性思维

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性思维

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性思维

陈晋

[摘要]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古今诗人诗作的常态。毛泽东浓郁的大气魄的革命性思维,来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使其诗词创作冲出传统的精神航道,营造出20世纪中国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新面目,和这两种精神新的融合方式。毛泽东的革命性思维,拥有通变和实践两个着力点,使他能够相当透彻和生动地激活和深化艺术思维,在挖掘和展示题材内涵的时候,冒出颠覆常识的见地,涌现大开大阖的灵感,进而创造新颖独到并且个性化的诗意境界。从这个角度讲,革命性思维是理解中国近现代文化现象和毛泽东诗词精神气质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革命性思维;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毛泽东诗词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从什么角度深入,很费周章。

关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研究著述很多。就中国近代以来的作品讲,什么是民族精神,简单说,就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说话,着眼于民族的过去、现实和未来,体现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象。什么是时代精神,简单说,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说话,尊重历史规律,把握时代任务,展示现实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气象。

理解毛泽东诗词的民族精神,可以抓住作者1935年12月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的这样一段话:“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诗词,从一个侧面诠释了这段话的意思,一定意义上可说是我们民族在20世纪探索奋斗的艺术代言方式。例如,他最早的一首诗《五古?挽易昌陶》,诗眼就在于“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新中国成立后他讴歌改天换地,纵向上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喜悦,横向上是“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气概。这些语境传达的,是民族意志和形象的内蕴。

理解毛泽东诗词的时代精神,比较容易。人们常说,毛诗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史诗。所谓史诗,当然是时代精神的高度浓缩。毛泽东诗词的时代精神,具体表现为随着时代任务的变化,不断延伸出新的题材、新的诗境。我曾经把毛诗的题材诗境划分为四个时期:以励志感奋和忧国伤时为题材的“青春诗”,以革命和战争为题材的“马背诗”,以开国和建设为题材的“赞颂诗”,以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为题材的“突围诗”。这些不断延伸出来的题材诗境,事实上都比较及时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建设的特点和新中国成立前后历史巨变的风貌。 每个人都属于特定的民族,都身处特定的时代。可以说,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任何诗人都可能与生俱来的气象,并且是有可能统一的,只是强弱有别。杰出的诗人,都会体现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两方面气象;经受文化长河的淘洗,能够留传下来的经典诗词,都可能是把这两种精神气象融为一体的。

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首先要确立的,应该是这样一个认识前提。

确立这个认识前提,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相当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找麻烦。比如,人们首先会问,毛泽东诗词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什么自己的特点,是靠什么把这两种精神统一起来的?不说清楚这个问题,不能算是把握住了毛诗在这个问题上的精髓和要害,研究也不能说是很深入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钥匙是什么,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基本特点。据此打开思路,首先碰到的,大概是毛泽东浓郁的革命性思维。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培植了其诗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模样。

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性思维,来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深处。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为什么说是千年未有之“大”?因为历史上王朝更替的变局,不管怎么说,都是中华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事情,汉以后遵奉的主要是儒家等传统主脉。近代以来的变局,却出现了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动力和内容,诸如西方列强的侵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源自国外的新思潮的传播,封建王朝的废除,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等等。这些,都引动着中国社会究竟向何处去的大探索、大选择、大实践和大变革,由此形成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新面目。在文艺领域,营造这两种精神新面目并让它们以新的方式融合一体的,无疑是源自历史大变局过程中的革命性思维。换个方式说,反映时代精神的革命性思维,可以增加民族精神的现实温度;张扬民族精神的革命性思维,可以增加时代精神的历史厚度。

毛泽东的革命性思维,大体可概括为政治上要革“三座大山”的命,军事上要革反动武装和帝国主义武装的命,经济上要革生产力落后和贫穷的命,文化上要革愚昧和不科学的命。这些领域的革命,既是民族使命,也是时代任务。当然,把革命性思维转化为诗词创作的艺术思维,要有一个具体的过程,并且需要特殊素养,但革命性思维无疑是必不可少的“诗外功夫”。它可以相当透彻地激活和深化艺术思维,使创作者在观察和描写现实事物,挖掘和展示题材内涵的时候,冒出颠覆常识的见地,涌出大开大阖的灵感。对毛泽东这样的诗人革命家和革命家诗人来说,尤其如此。由此,我们便比较容易找到毛泽东的革命性思维转化为艺术思维的那个着力点,这就是通变。所谓通变,即通民族古今,变时代风貌。这是毛泽东处理诗词题材的重要方式。

正是革命性思维,使毛泽东在处理诗词题材的时候,不会就事论事,常常超越具体的物象事件,通变其“象外之意”。这是他的诗词虽然从现实切入,结尾处却突然宕开,造出深远意境的原因。比如,写长征前的险恶形势,突然结到“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写昆仑山的千秋功罪,突然结到“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和“环球同此凉热”;写腊梅傲冰斗雪的风骨,突然结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本来描写消灭血吸虫病的事情,却要“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想象着和天上的牛郎对话。因为有革命性思维的刺激,才有这些通变奇谲的联想和发挥,眼前的物象事件也就出人意料地拥有了不同于人们习惯思维的新的境界、新的生命。新在何处?归根到底,是一个民族和时代新的使命、意志和形象。

从毛泽东诗词的整体面貌来看,通过大气魄的革命性思维,冲出传统诗词的精神航道,张扬新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把它们融为一体,更见得是一种通变的常态。例如,最集中体现民族精神的报国志向,在毛泽东的“青春诗”《五古?挽易昌陶》和《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就以祖逖、刘琨闻鸡起舞和屈原、贾谊峥嵘才华的借喻,体现了出来,这和历史上的诗人诗作没有两样。但是,此后毛泽东诗词中的民族精神,绝非传统文化的复制,它有着新鲜的内容和独创的一些意象,融入了20世纪中国特有的时代精神。传统诗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大都通过杀敌戍边、哀叹民生、批判现实、抒发理想这样一些主题来实现,背后的精神愿景却惊人地相似,即实现忠君报国之志。这种情况,甚至在一些伟大诗人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屈原忠君是“九死未悔”,李白的渴望是“为君笑谈尽胡沙”,杜甫的梦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辛弃疾失意后的感慨是“却将万字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国家和民族的治乱,历史和个人的命运,都系于君王身上。

同样是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奋斗报国,在毛泽东诗词中,却是在全新的理想和信念指导下来展示的,由此通变出耳目一新的面目、境界和意象。比如,他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目标是“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他描写开国题材的作品,感受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和“人间正道是沧桑”;他描写建设题材的作品,想象是“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和“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他描写国际题材的作品,境界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他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认识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评价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描写山水题材的作品,立意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他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也是着眼于“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凡此等等,由革命性思维通变营造的语意和诗境,既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也是时代精神的提炼,它既有民族的魂魄、使命和变迁,又体现了时代的氛围、脉动和重大事件。二者的统一,是内在的,很难分开来辨析。

在今天,讲革命性思维,似乎不那么理直气壮。关键在怎样理解“革命”二字。《诗经?大雅》中的“文王”一篇里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语义学上讲,人们后来说的革新、维新、革命,都源于此。冯友兰把这两句诗简化为“旧邦新命”,并认为这四个字在中国历史新阶段足以当之。的确,近现代中国的各种努力,无非是要实现“旧邦新命”,为此,延伸出一个又一个时代使命,创造出一种又一种时代精神。新中国成立前搞的是革命不用说,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建设也是一场革命,改革开放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讲,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即邓小平说的“第二次革命”。在“旧邦新命”的奋斗中,怎么能说不需要、不营造、不产生革命性思维的氛围呢?现在一提“革命”,好像是只有破坏,只有斗争,事实上,“推陈”如果不是为了“出新”,没有建设和建树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当然,我们在一段时间里,由于没有掌握好、运用好革命性思维,犯了一些错误。但不能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把脏水和孩子一同泼掉。特别是在谈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谈论毛泽东诗词的精神气质的时候,更没有必要讳言“革命”二字。 事实上,革命性思维,在近现代诗人中不为毛泽东所独有。开“诗界革命”先河的黄遵宪,旧体诗坛的奇才大家柳亚子,以及开新诗先河的郭沫若,都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思维的大诗人。

柳亚子和毛泽东一样,都兼具诗人和革命家双重身份,并且都善于用传统诗体承载浓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柳亚子最突出的特点在一个“奇”字。概括起来,起码有四奇:性格之奇、交往之奇、主张之奇、诗词之奇。有这四奇,使他一生常常特立独行,在历史的关节点上,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这对一个具有浓厚旧式文人特点的革命家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提供了难得的精神和文化支持。其第一批成员17人中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在反清反袁、鼓吹革命的同时,发起了一场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一些南社成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柳亚子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家,后来也能跟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步伐走,由此使毛泽东称之为“人中龙凤”。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到颐和园拜访柳亚子,站在院子里比较长时间地等候柳亚子起床,不仅仅是体现了政治领袖的胸怀,其中也包含着对具有革命性思维的诗坛巨匠的敬意。柳亚子开创的南社诗风,对毛泽东的创作是有影响的,柳亚子在诗词创作上达到的成就,毛泽东也是钦佩的,并认为自己的《沁园春?雪》与柳的“诗格略近”。总之,通过革命性思维,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在一起,在毛泽东和柳亚子的创作上,有比较接近的方式。

但是,毛泽东和柳亚子二人诗作的革命性思维,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作为革命家,柳亚子多带有传统文人的风习,其诗词题材,多偏于个人感怀和时势评论。毛泽东就不一样了。他有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政治、军事斗争的丰富经历,有“九死一生如昨”的切身感受,从而使其诗作的革命性思维挟带着非常生动和具体的实践气息。这里面,蕴含着毛泽东的革命性思维转化为艺术思维,除通变外的又一个着力点,这就是实践。

恰恰是生动丰富的实践这个着力点,使毛泽东能够并且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题材和细节,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营造出更新颖独到的,并且是个性化的诗意境界。这就是他常常有感于重大事件和时势题材,发而为诗,其所言之志,针对性很强的原因。比如,没有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怎能咏出“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七百里驱十五日”、“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样的句子;没有视民众为“上帝”的奋斗实践,怎么能展示出“十万工农下吉安”、“六亿神州尽舜尧”和“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样的情怀;没有革命性思维和实践的相伴而行,怎么能出人意料地升华出“战地黄花分外香”、“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大渡桥横铁索寒”,这样一些让人惊叹的独绝诗意。人们常说,毛泽东诗词体现了他自己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究其因,也是源自其革命性思维并非单向突进,而是和实践相伴而行。

与实践相伴而行的革命性思维,不光是毛泽东诗词的特点,也是老一代革命家诗人的共同特点。只有以革命性思维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实践,以身相许,陈毅才能唱出“禁声扪虱对山花”这种奇雅奇谐的诗句,才能在快要被敌人抓住时,仍然不要命地写诗,发誓闹出“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样鬼惊神骇的动静。如果翻一下《革命烈士诗钞》,更可知道,没有与实践相伴而行的革命性思维,也是吟咏不出“带镣长街行”这种句子的。

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绝非仅是一个学术性话题。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把二者结合得好的诗词,从来都是代表一个民族现实和未来的根本利益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思想表达,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感动,但让每个时代普遍感动的作品,大体都能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且让二者融为一体。于是,它们成为了后人永远仰慕的精神高地。一个民族,多一些这样的精神高地,上面摇曳着夺目的诗词奇葩,其现实和未来,怎么会不值得热切期许呢?(本文根据作者2010年9月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四届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整理。)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