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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向儿子推荐过的奇书《何典》

毛泽东向儿子推荐过的奇书《何典》
毛泽东向儿子推荐过的奇书《何典》

胡长明

毛泽东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反映在读书方面也是如此。对自己偏爱的作品,他总是反复玩味,以致随手拈来即成文章,而对有些古人的作品,即便有人推荐,他也不一定有阅读的兴趣,在心情不顺的时候尤其如此。通过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代伟人复杂的内心世界。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读书。延安时期,他曾两次寄书给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细心的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具体内容如下:“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记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眉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其中许多属于大家熟悉的明清时代的小说,如《精忠岳传》即清人钱彩编著的《说岳全传》,《洪秀全》即清末黄小配写的《洪秀全演义》,章太炎写有序。但也有一些书显得比较冷僻,一般人别说没有读过,恐怕闻所未闻,如《子不语》、《何典》等。《子不语》的作者乃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至于《何典》,如今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何典》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著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共十回,十二万字左右。张南庄书法欧阳,诗宗范陆,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梓。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张南庄的其他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一抹书香。虽是吉光片羽,但亦足显其才情。《何典》的语言独树一帜,全书用吴语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有的甚至失之油滑,读来饶有兴味。至于题材构思,更是匠心独运。全书写的全是鬼的世界。作者主要通过三家村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际遇和祸福,嘲笑了阴曹地府中的阎罗王以及妖魔鬼怪的嘴脸。在那里,到处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人不怕血腥气”。举凡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应有尽有。作者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作品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饿杀鬼、催命鬼、刘打鬼、黑漆大头鬼、青胖大头鬼等形象,还有什么赶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让人读着欢天喜地,差点笑断肚肠根。张南庄以“过路人”的化名在自序中述说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构思方法,称《何典》是逢场作戏,随口喷蛆;见景生情,凭空捣鬼;“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天壳地盖,讲来七缠八丫叉;神出鬼没,闹得六缸水净浑”。其风趣幽默于此可见一斑。现在人们听到不着边际的话,爱问语出何典,殊不知原因就与张南庄有关。

《何典》一书虽然在光绪五年(1879年)由上海申报馆出版过,但真正流传开来却是在民国时期。而这主要归功于刘半农、鲁迅等的全力推介。1926年,时局混乱,身为教授的刘半农生活陷于窘境。他无意中得到四十七年前的《何典》印本,当即决定标点刊印,期望卖书赚钱以解燃眉之急。他做了颇具煽动性的广告,居然一年之内印制了两版。应刘半农之请,鲁迅于1926年5月25日一天内写下了《题记》和《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两篇文字,足见他对《何典》之推崇。在《题记》中,鲁迅自认对《何典》“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他认为《何典》的情节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正所谓“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1932年,日本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应日本友人增田涉之托,把《何典》作为中国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他,并在5月22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

毛泽东读的《何典》版本很可能就是刘半农点校、鲁迅作序的版本,因为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在1926年前都无缘得见《何典》,想必毛泽东也不大容易看到。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何典》对毛泽东言行的影响。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过《何典》里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谓“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林彪曾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并被写入了党章。但中共九大后,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却逐步加深。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与陈伯达等联手鼓吹“天才论”,并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后,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中去掉,不要向下传达。毛泽东为挽救他,把他的名字去掉了,陈伯达则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但结果林彪还是加紧了篡权的步伐。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救药了。在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时,直接引用了《何典》中的许多言辞。首先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这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犯实了症候,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然后,毛泽东又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黄,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啻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至于他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正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话用在林彪身上,既形象又贴切,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做《何典》,作者是乾隆嘉庆年间上海人张南庄。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毛泽东并不完全否认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的作用,认为革命或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但在许多场合又毫不掩饰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的轻视。早在延安时期,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和知识是无用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也有不少,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重经验、轻知识的思想倾向。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是如何形成的,有什么历史渊源,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开始,中国知识界就有一股自疑自罪的思潮绵延不绝,以至到民国时期,大知识分子丁文江发出了书生是“乱世之饭桶”的怪论。颜元、李塨把宋、明王朝灭亡的责任归结为书生清谈误国,因此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毛泽东早年是非常崇拜颜李学派的,这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便有充分的体现。

《何典》一书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也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天资聪颖,很会读书,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后,竟沦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老道士声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己:“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听了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熟读《何典》的毛泽东不仅不会忽略这些文字,而且可能会心一笑。翻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别“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生活和实际中去,否则仅有点书本知识,头脑里仅装些教条,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这样对革命事业不仅无用,甚至还会有害。

《何典》一书是用地道的吴语方言写成的,俚语土言随处可见,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张南庄自称全书:“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如此行文,在读者并不觉得蠢俗讨厌,反而感到别有风趣。比如书中写活鬼临死的一节:“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火,做野团子谢灶……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张南庄作为一个文人,擅长运用生动的地方语言展开叙事,处处闪耀着民间的智慧。他的风格对毛泽东的审美趣味有深刻的影响。

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罪状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总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看上去面目可憎,读者或听众厌恶得很。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的确,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知晓一切风雅之奥皆出于谣谚之途,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讨,发而为文便雅俗共赏。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便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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